自１９６３年美国人成功完成第一例肝脏移植手术以来，至今全世界只开展了１１万例同类手术。在美国，每年登记做肝移植的患者为２万到２．５万例，而实际完成的仅有４０００至５０００例。作为肝病大国的中国更处于令人扼腕的局面——每年四五十万患者中只有区区１０００人有幸获得肝移植的机会，其余的几十万人只能在等待中病情加重，直至死亡！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一项新的肝脏移植技术为患者带来了新的曙光，也为困扰了几十年的肝脏移植技术发展带来了革命——这就是活体肝移植。即在不影响供肝者健康的前题下，从健康的活体身上取一部分肝脏移植给患者。作为全球热点的活体肝移植技术处于器官移植技术的前沿和尖端，其技术含量非常之高，风险很大。在治疗患者的同时，必须确保供者生命百分之百的安全。目前世界上只有欧美、日本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开展。至今全球共做这一手术１５００例，中国大陆为６０例左右，而其中的３６例完成于江苏省人民医院一家（余则零星散在全国其他多家医院）。今天，让我们将目光锁定在江苏省人民医院。
太极拳，外柔内刚，刚柔相济，以柔克刚。《太极拳论》曰：练太极拳必练推手。太极拳的一百多个动作的实用价值都得从推手中体验出来。
王学浩，一个陌生又极富挑战的名字。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若不是卫生部科技司祁国明司长推荐、又如果不是我们上网浏览的话，我们几乎对他一无所知。而事实上，这位一向低调的６０岁江苏盐城人、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王学浩教授，与他麾下的一帮在活体肝移植领域已经摸爬滚打十年了，其赫赫战绩是前后创下了活体肝移植的一项世界第一，８项全国第一：
□１９９５年１月成功完成我国大陆首例活体肝移植。
□２００１年１月成功为一例Ｗｉｌｓｏｎ病（肝豆状核变性）患儿实施了活体肝移植，这是我国大陆首次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完成的亲体肝移植。
□２００１年６月，６天之内成功地为一例６岁患儿连续实施活体肝移植、肝动脉重建、减体积再次肝移植共３次大手术，创中国大陆之最。
□２００２年２月成功地为一例急性肝功能衰竭伴Ⅳ期肝性脑病患者行中国大陆首例急诊成人右叶供肝活体肝移植。经检索，仅美国弗吉尼亚医学院报道过一例，本组报道为世界第二例。
□２００１年，首次采用独创的供、受体肝静脉及腔静脉扩大联合成形吻合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移植物流出道易扭曲、梗阻的难题。
活体肝移植治疗Ｗｉｌｓｏｎ病，患者术后不仅肝功能、铜氧化酶等主要指标均恢复正常，且神经、精神症状显著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本组报告病例达２５例，经文献检索，是目前国际上亲体肝移植研究最细、单中心报告最多的，为全球领先。
□完成活体肝移植占我国大陆活体肝移植总数的６０％，居国内第一。
□建立了完善的供肝者随访系统。所有供肝者均迅速恢复健康，生活、工作、劳动与术前无异。供肝者报告数在国内最多，对其随访时间最长的已达８年，证实活体肝移植供者术后近、远期的安全性，为活体肝移植在我国大陆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
王学浩，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５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研修，是我国当时赴国外研修肝脏移植仅有的二三个人之一。期间他参与完成肝移植手术百余例。回国后他一直致力于肝脏外科和肝脏移植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对我国肝脏外科技术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进。１９８６年，在国内首次报告应用碘油经肝动脉造影定位诊断肝癌，为我国肝癌定位诊断和治疗奠定了基础。１９８７年在国际上首次创用核素１２５Ⅰ标记碘油，并联合化疗药物多柔比星等制成抗癌乳剂，以碘油能长期滞留肿瘤区域的特性为载体，为肝癌导向综合治疗开辟了新途径。迄今为止，已完成各种术式肝癌肝切除手术３０００余例，术后行现代综合治疗，５年生存率３６％，其中５０多例生存１０年以上。前述成功开展的活体肝移植均由他主持完成。他曾先后承担近２０项国家、部、省、厅级科研课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２００多篇，获各级科研成果奖１０余项，其中包括中华医学科技进步奖２项，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奖。先后多次获得各级政府授予的个人荣誉称号。
据了解，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上马活体肝移植伊始，王学浩曾顶着极大的压力——一件新生事物，压力来自方方面面，其间的艰巨大约可以概括为“惊心动魄”了。而如今的肝移植中心，已形成两个病区，８０张床位，一个研究室，工作人员７０多人的规模。其中博士生导师一名、教授３人、博士６人，博士生、硕士生４０多人。６个手术组中的４个组可以同时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他带出来的学生已有多人可以独立主刀肝移植手术，其中一些被输送到全国各地。同时，高水平的肝胆外科中心又不断吸引全国人才加盟这个团队。
走近王学浩，让我们将镜头聚焦他及他领导的肝移植中心。
推开王学浩办公室的门，一个并不高大伟岸的身躯向我伸出手来，在握住那只执手术刀，游刃于肝胆之间的手的瞬间，我感觉出一种力量。
“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而且不差！”“如果哪天我为此坐牢只要你们记得给我送饭就行。”
记者：据说日本和美国开展活体肝移植最早，我们和他们比处于一个什么情况？
王学浩：我们是１９９５年做成功的，基本上是与国际上同步。日本是１９９３年，美国是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日本的京都大学做得最多，至今做了６００多例。
在活体肝移植治疗Ｗｉｌｓｏｎ病方面，开始是日本京都大学做得最多为１１例，而现在，我们中心已经超过他们了，已做了２５例，总生存率达到９５％。这个病的症状一是表现在肝上，再就是神经系统。以往认为患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后再做手术也不能使之改变。通过我们手术实践后发现，大多数患儿神经症状获得完全缓解，改变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这一概念。肝移植治疗Ｗｉｌｓｏｎ病的手术较肝移植治疗其他肝病手术难度更大。因为受体接受的肝脏小了不够用，切的多了供体又会有生命危险，这是两条命啊！掌握这个度非常重要，风险非常大。另外就是我们在２００２年成功为一例急性肝功能衰竭伴Ⅳ期肝性脑病患者做的急诊成人间右叶活体肝移植，风险也是极大的。这例３５岁的男性病人如不手术只能等死了。对健康供者而言，切除占肝脏比重６０％的右半肝，很可能造成其肝衰竭，使供者的风险大幅度上升。
画外音：世界上已发生过七八例供体死亡事件。去年美国一例肝移植的供体死亡，其妻在议会大楼前举着牌子称：医生杀死了我的丈夫！引起很大震动，该医生因此基本放弃行医了。故活体肝移植不是医院都敢做的。在中国当前的行医环境下，一旦出现供体死亡事件，其后果不堪设想，谁又能来保护医生的权益？！
记者：担这么大的风险，万一发生意外你考虑过后果吗？
王学浩：医学没有百分之百的保险。手术的风险和难度是很大，我在美国时就想，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能做，而且不见得比他们差。既然你已走到这条路上了，作医生哪个没有风险，只是这个风险更大些。你不做那些病人很快就会死。再说，要想走在世界医学的前列，就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当然首先要技术过硬，然后就是要有胆量。这个胆量不是盲目的，手术前要制定周密的计划，把风险降到最低。江苏省、我们医院对我们支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援、没有领导的撑腰，就没有哪个敢做。
画外音：李国强博士告诉我“王主任曾经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哪一天，我因为做活体肝移植发生了纠纷而坐牢，你们能记得给我送饭就行了。’这说明主任作为学科带头人就是要承担这个风险。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活体肝移植代表着一个很好方向，是一个非常新非常好的技术，一些医院也不是没有这个技术力量，但就是没有人敢承担这个医疗责任和压力。毕竟活体肝移植在世界上兴起才不过１０年，虽然有很大发展，但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和盲点。”
记者：你为什么要选择肝胆外科？
王学浩：肝胆外科是普通外科的前沿呀。因为我喜欢挑战性的东西。
记者：可是挑战性的东西不一定都能成功呀。你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能量总去迎接挑战呢？
王学浩：我没有什么能量。可能是性格决定的吧。
记者：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王学浩：我应该算是一个勇于进取，在学术上敢于挑战的人吧。一点认准了，再大的阻力我也肯定要走到底。阻力有各种各样的，不仅是技术上的问题。事业要做强做大，就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这里面有人际交往沟通的问题，有组织的问题，你必须去协调去做。
记者：你从医几十年，尤其是从事肝脏移植工作以来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王学浩：感悟有三点，一是各级领导的大力的坚决的支持，从经费到包括纠纷方面的问题。否则活体肝移植这么大的课题，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谁敢做？二是要靠这个团队，现在这里有张峰教授、李相成教授、李君教授，还有一群博士生。如果没有他们你这个事业是干不起来的。一个肝移植它反映的是一个学科群，一个学科组的精神，而不是一两个人。它分工是很细的，他去缝血管，你去切肝，然后再整合起来，成为一体，确实要靠一个团队精神，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我们有争论，甚至学生和老师也有争论，但争完就完了，谁也不放心里去。第三点就是我作为学科带头人，要敢于承担风险、勇于进取，有过失败和心酸的时候，但是看准的方向，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坚定不移地带领大家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记者：你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王学浩：继续保持活体肝移植国内领先地位，扩大病例数，开辟临床和基础研究，让我们真正成为中国活体肝移植的培训基地；争取成为世界上具有一定地位、一定特色的活体肝移植中心。
记者：有什么业余爱好？
王学浩：喜欢打乒乓球。不锻炼身体怎么行呢？
记者：为什么选择打乒乓球呢？是年轻时就喜欢吗？似乎打乒乓球主要锻炼的是上身。
王学浩：上学时就打得好。它应该是个全身运动，对思维、对各个方面的反应都有重要作用。比如手的灵活性，对球的判断的灵敏性。
“红花们”眼中的“红花”——“他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和他在一起你会永不懈怠！”
在交谈中，我们多次谈到王学浩的得力干将们。我曾说：“一个事业做得好，红花还要绿叶配。”他立刻纠正说：“他们都是红花。”
在王学浩的介绍下，我得以认识了为活体肝移植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个团队的“红花们”——“这是张峰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研修多次。他的特长是在不停止血流的情况下，将供肝者的部分肝脏从整肝上切下，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供体的出血；这是李相成主任医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深造过。其特长是肝脏血管的吻合，胆管的重建。在显微镜下将患者体内的肝动、静脉缝合得‘天衣无缝’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李君教授，汤钊猷院士的博士生……”
张峰教授（肝移植中心副主任，王学浩的博士毕业生）：王主任是个干事业的人，是个不屈不挠的人。我们开始遇到很多困难，是很艰辛的。我们叫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他总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李相成主任医师（肝移植中心副主任，王学浩的博士毕业生）：我们做肝移植完全是自己摸索的，拼着一口气做成功。王主任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威信，我们大多数是他的学生，为他孜孜追求、不折不挠的工作精神感染。
李君教授（外科副主任）：回国后可选择的地方很多，为什么选择这里呢，主要是因为它的起点、平台高，几年来这个队伍的工作卓有成效，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员结构等对个人的发展有利。
范烨（博士生）：对这个团队感受最深的就是两个字“敬业”。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技术还有为人。现在我们事业很兴旺，起步时的艰难，是听师兄们说的，那时几天几夜不回家。病人术后在ＩＣＵ，王主任带领大家７２小时守候在病人身边，困了就坐着眯一下。这虽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这种精神给我们的感染力是很大的。有一个词是形容艺术家的，叫德艺双馨。其实做外科医生也是一门艺术，包括它的手术技巧以及和病人沟通的技巧。除了手术技巧达到国内顶尖水平外，他们的医德、为人，都对我们学生起到模范作用。我们在做科研时可能更多在意的是技术问题，而在老师们的眼里，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这个技术能给病人带来什么好处，给我们的临床带来什么便利。所有科研必须服务病人、服务临床，不然就没有意义。由此在供肝匮乏的情况下，为挽救更多需要肝移植的病人，他们开始对活体肝移植技术的攻关。
姚爱华（女，博士生）：我是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当我要报这里肝移植专业硕士研究生时，这个医院的朋友就告诫我，他们做肝移植几天几夜都不回家的，你能吃得消吗！他们的王主任非常非常敬业，太让人敬佩了！当我成为这里的一员后，我深深感到，这个团队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王主任的带头作用。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对事业不懈追求。我们真的很崇拜他这种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精神。一次肝移植手术中，晚上１１点多了，我感到很疲劳，主任暂时不在，就溜下手术台，想睡上３０多分钟再看看有什么需要我上台做助手的。谁知，一下就睡过去了。第二天听说，王主任又来到手术室，问起我上哪里去了。你看，他的精力多旺盛，有时我们年轻人都赶不上他。为了病人，四五天、最长有７天不离开医院，这已经成了我们中心的传统。一些像他这个年龄的有成就的人，往往不太想做很大的事了。但他不一样，我们中心和中心实验室正在扩建，还在引进博士、博士后。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压力虽然满大，但他的精神激励我们，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和他在一起你会永不懈怠。他和几个副主任、导师和我们交流时非常民主，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团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我在博士生面试时说，为什么要继续在这里选攻博呢，就是王主任及其他老师的精神感动着我。
成峰博士：我从读硕士、博士毕业，跟随王主任７年了，你要我一句话概括王主任的人格，那就是：坚忍不拔的意志、永不退缩的勇气。你要知道，在生死间做出判断往往是很难的，要有很大的勇气，要敢于承担责任。
张传永博士：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和良好氛围吸引人。我是上海长征医院的博士毕业生，年青人在选择去向时，首先考虑选择环境对自己发展有利、有良好成长空间的地方。王主任和我们年龄相差很多，但心态很年轻，我们容易和他沟通。心态年轻、不保守，这对学科发展是有利的。
王红霞（护士长）：王主任为人正直，受人爱戴。他关心护士的工作，点点滴滴的小事感动我们。肝移植病人术后护理工作繁重、责任重大，他那么忙总是抽出时间来看望病人、询问护士工作有什么困难。对我们的辛苦，他除了鼓励外，还拿出个人获奖的钱奖励大家，使大家更有干劲。他获奖的奖金都拿到科里和副主任、护士长们一起商量如何使用。
李梦芸（科秘书）：王主任很廉洁，他从不收病人红包并且教育下面也不收。肝移植这么大的手术，病人一般送礼挺重的，他对病人和家属说，你们没有必要送红包，送不送我们都会对你们全心全意负责的，一个家庭承担肝移植手术的费用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科进大型医疗设备他从不拿不该拿的钱，否则他会很不安，整晚睡不着觉。一次他在厂家送的茶叶盒里发现了钱，立刻对他们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决不会买你的东西。
如果我是一个青年外科医生，我会向往这儿吗？
我听见自己回答的声音，是的。
采访侧记
“你外表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像是个富于挑战的人。”我曾坦率地对王学浩说。
尽管他对于自己曾经说过的关于“坐牢”的悲壮，只淡淡地表示“这是说着玩的。”但２天里，紧随他，却感觉到这淡淡的背后是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
我一次一次地试图接近他的内心，渴望去揭示他不苟言笑但并不严厉的外表后面，那聚集起搏击风浪力量的来源。在他简朴的办公室与他交谈、在看他查房、在现代化的手术室看他做手术、在移植中心会议室与他和他的手下座谈……甚至布置“作业”让他思考，第二天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卷”。但仍颇感迷惑。多少次他一句“实在想不起说什么”让人无语；多少次拍照让人起急——按下快门儿的一霎那，立刻绷起脸，我戏称他全身呈“角弓反张”状。你不得不像导演一样，为他的身体、头、手、眼神，设计摆放的位置，甚至来点搞笑使其放松。只是我提出要看他打乒乓球时他表现得最为“配合”。球案前的王学浩生龙活虎，和他的爱将们彼此当仁不让。他动作敏捷矫健，挥拍抽杀凌厉，伴着呼啸声、举着双臂叫好声不绝于耳，俨然换了一个人！
这个时候，被一面掩盖的另一面凸显，我顿悟人性其实的两面性。而内敛往往亦是一种风范——将“推手”演绎到了极致的王学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