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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让农民工能在城市扎下根来，难题是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农民工的培训机制”。孙云飞代表说，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培训农民工的政策，但从阜阳市来看，为加强农民工培训，市财政花了不少钱，成效却不明显。“问题主要是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和用工地政府信息不畅，政府指导与企业用工缺乏沟通，市场用工的信息难以传递到培训地。”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吕建中委员说，这一方面要求各地认真落实农民工培训政策，另一方面要求输入地和输出地建立通畅的农民工培训交流机制。

　　与农民工自身的技能培训一样，农民工子女教育同样存在地区分隔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仁寿县县长李酌说，户籍、学籍壁垒，导致农民工子女得不到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现在虽然不少城市开始把农民工子女当作“新市民”对待，但农民工子女实际只能在城市上到初中。按现行高考与户籍挂钩的政策，农民工子女必须回原籍高考，这使农民工子女面临转学难和教育内容不统一的双重难题。

　　降低进城就业门槛 降低返乡创业门槛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农民工一肩挑城乡，是现阶段推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城市，政府应加大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保力度，着力降低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门槛，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农村，政府应制订优惠政策，在信贷、税收、服务等方面给予扶持，降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门槛，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全国人大代表李爱青认为，根据安徽巢湖市的调查，每年有20%的农民工回流农村，其中15%有创业能力。但在创业的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由于缺乏金融支持，难以实施创业计划和施展才能，加上工商、税务、环保和城镇管理等部门各自为政，手续办理复杂，使不少创业者只得半途而废。”

　　全国人大代表鲁中祝说，对农民工创办的小型企业的忽视，限制了农民工的创业热情，这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GDP偏好有关。为了政绩考核，政府官员热衷于上大项目、大投资、大企业，挤占了发展中小企业的金融和公共服务资源，几乎使农民工创业变成了“政策盲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民工中回乡创业不到4%。

　　“应当把优化农民工的创业环境提上议事日程。”全国人大代表李宏鸣说，农民工回乡创业，既促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又推动新农村建设，急需政策扶持。有些返乡企业的农民工想购买乡镇企业过去废弃的厂房和农村废弃的宅基地，但都遇到政策性或体制性障碍，弄得他们叫苦不迭。“城镇职工都能享受的下岗再就业和创办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为什么农民工就不能享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