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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15日在两会新闻中心接受中外媒体集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宪法对公民权利做了明确规定，共有二十几项，其中就包括公民的言论自由。我国的公民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有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包括向政府提出建议、向国家提出有关批评意见，以及讲述生活中、工作中自己的怨气、发发牢骚，没有任何问题，肯定会受到宪法和法律充分的保障。

　　“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乃是中国宪法所载明的辉光永驻的条款，因此正如张军副院长所说，中国公民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此的确信不独建立在白纸黑字的宣言层面之上，更为重要的是，发表批评建议、牢骚怨气而无虞，这在政治生活的实践层面上同样得到了见证。两会前后的“炮轰”强度和“激辩”烈度，或可看作表达自由的注脚。然而，正如任何权利的实现都需要不断踏平荆棘方能攀缘向上一样，公民的自由表达亦需要在现有层次上实现新的进展和突破。

　　盘点公民行使表达权利的收获，或者要检视其中的瑕疵所在，似乎都不应该回避2007年前后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一系列“诽谤案件”。重庆彭水、山西稷山、山东高唐、安徽五河、陕西志丹、海南儋州、辽宁西丰，在如此广阔的区域之内所发生的事件又是如此的相似：一些教师、公务员、记者基于提出批评建议或者抒发牢骚怨气的目的，表达了他们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看法，毫无例外的是，他们均被当事人(亦是当权者)动用公共权力以涉嫌诽谤予以追究。尽管在媒体曝光之后，一些被追究者得以幸免，一些滥用权力者被上司问责，但“县委书记”层次上公权的恣意和跋扈不能不让人心惊，而其治下公民表达权利的匮乏又不能不让人心忧。

　　一连串“县委书记诽谤案”所昭示的逻辑在于，公权跋扈之下难有私权的完整实现。公民的自由表达要成为可能，仅有法律层面的确认乃至于高层的重申依旧是不够的，必须关注此消彼长的另一方，即公共权力在公民私权面前的姿态。美国大法官布伦南说，“如果对政府公务行为的批评，无法获得一个相对政府官员而言公平对等的豁免权，那么，相对其所服务的公众，公仆们就获得了超过他们所服务公众的优先权。”显然，在他看来公共权力对于公民言论权利并不具备优先权，而是恰恰相反，公众将因批评而获得豁免。我国宪法同样确认，“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就揭示了公权力面对公众言论的应有姿态：克制和谦抑。

　　一个生动的诠释，已经被厦门创造出来。该市日前发出的政务信息说，要全力抓好污染减排工作，对新建项目审批做到“四不批”，其中一条即是“公众参与和市民反映强烈的项目不批”。作为此项政策出台的背景，PX事件中市民强烈表达自己意愿的努力让人欣赏，也让人难忘。此番厦门市政府躬身面对市民意见的态度同样让人欣赏，或许也将同样让历史所难忘。面对公民表达权利的谦抑，实际上是对宪法的信仰和对法律的敬畏，这样的克制显示的是理性，收获的将是更为广泛和深切的认同。“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决不可能鸦雀无声，公众自由表达，权力从善如流，这才是善治的基础。

　　两会之后大计初定，在将人民意愿转化为现实成果的过程中，依然需要珍惜和延续两会期间声音鼎沸、民意迸涌的表达、参与、监督场景。这样的场景在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次上能够实现，就没有理由在“县委书记”的地头上发生变异，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公权力切实恪守本位、姿态谦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