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烟
批烟赚钱其实也不保险。烟草是国家专卖产品，不允许私人买卖，给你按优惠价批了烟，你再倒卖出去，纯属非法经营。
李真可以说我是给河北驻北京办事处批的烟，但赚的钱大头儿却到他手里了，这又构成了明显的以权谋私的受贿罪。
但当时他和李国庭都没有这种意识，觉得这算什么，简直是小事一件。
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把是与非、罪与非罪的标准订得很低了，只要不是明显的吃拿卡要、巧取豪夺，而是互惠互利、等价交换，就应该被视为非常人道，非常合理了，就不是犯罪了。
１９９４年下半年，一个叫赵伟的人承包了河北驻北京办事处的商品部。当时办事处主任是王福友。为了提高商品部的经营效益，赵伟到张家口卷烟厂找李国庭批烟，李国庭不批给他。回来向王福友主任汇报了。
过了不久，李真陪省委领导住在办事处，王福友把李真叫到一个屋子里，向他介绍了赵伟，然后给了他三四张单位的空白介绍信，让他想办法给办事处批点烟。
一个月后，王福友让赵伟去找李真，告诉了李真的呼机号码。
赵伟坐火车到石家庄后，便呼了李真。李真回电话让他到了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３个批条说：“你抓紧时间把这３笔烟做了，其中两笔的利润你给我，我以后要用。什么时候用，我到时通知你。这３个批条能赚多少钱，我向别人了解过，我心中有数。”
赵伟回到办事处看了看批条，只见一张批条的正面是这样写的：“国庭兄：赵伟前去找您帮助解决一事，请给予解决。谢谢！李真年月日”
他又把纸条翻过来，只见背面写着：“销售处：特供山海关肆佰伍拾件。叁级站价。李国庭年月日”
李国庭写的都是繁体字，认不全，有的是猜出来的。
他想这次可不用再装孙子了。王主任让他拿着批条去找张家口市迎宾馆的人，会帮着你去烟厂提烟。第二天开车去了，迎宾馆的人果然很热情，一切都不用他管了。烟厂门口有许多大同的烟贩子，但他们大都是煤矿的伤残工人，卖不上好价钱，他就全部拉回来卖给了廊坊、天津的烟贩子。
１９９４年下半年，王福友让他去给李真送钱。这是第一次送钱。到了石家庄火车站，又呼，又到办公室。李真接过装着３万元的纸袋放进柜子里，又拿出几张李国庭的批条，并指出其中几个条子的利润要给他留下。赵伟回北京后一一向王福友做了汇报。
第二次，１９９４年底，王福友让赵伟给李真送钱。又呼，又到办公室，又是纸袋，４万元。李真把钱从纸袋里拿出来，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又给几个批条，指出留给他的大概利润。
第三次，１９９５年７月，是柳絮给他打的电话，让第二天晚上到李真家里。第二天晚上，柳絮给他开门，李真正在卧室里打电话，然后出来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赵伟说：“都办好了，把这３万利润给您带来了。”
李真是见过大钱的人，但对这样一个条子一个条子地批烟他也做得很有耐心。他身上总装着几张预先写好的条子，见着李国庭就让他批一下，李国庭每次也不多批，１５件是一大箱，４５０件是３０大箱，正好装一卡车。一个条子他也就是批一车烟，最多两车烟。两个人配合好了磨炼耐性，反复证明着一个真理：财多惹祸，树大招风，筷子夹豌豆——不可多得，要把握好一个度。
但最后二人谁也没有把握住，全贪了上千万的钱。
第四次，１９９５年底，李真住在河北驻北京办事处１号院的１０３房间，让服务员把赵伟叫过去。赵伟说：“卖完了。”李真说：“把利润拿过来。办事，有急用。我白天不在，你准备好，晚饭后送来。”
赵伟赶快回到家里。钱都是在大衣柜里放着，他怕老婆乱翻，一时找不到。
这次准备给李真的钱比较多，共计９万元，是个大豌豆。
赵伟跟父母和妹妹住在一起，他们两口子加一７岁女儿只有一间屋子。给李真的钱，不是放在大衣柜里，就是放在茶几下面，用报纸包着，或用塑料袋装着。
有一次老婆换衣服，发现了大衣柜里有一个纸包，就问：“这是什么？赵伟。”赵伟就说：“别动！这是给李真的钱。”
过几天又在茶几底下发现一个塑料纸袋。“赵伟，这是什么？”妻子又问。他还得赶快回答：“这是李真的钱，别动！”
妻子很老实，从来不敢打开看。
赵伟告诉她：“李真、王主任帮我批倒烟条子，得给他们分红。这是留给人家的，你别乱动啊！咱都得巴结着点儿。”
赵伟隔长不短也把倒烟挣的钱交给妻子一些，每次三四千元，最多的一次给了１万元。他也是筷子夹豌豆———不可多得，把大头分给领导。
女儿学钢琴请老师教，一星期讲一次，一次１２０元。另外还有学游泳、学画画、学英语等不少项目，都得花钱。
到追查这件事情的时候，赵伟家里还有存款５万多元。
赵伟下午回家取来９万元利润，放在纸盒里，纸盒外面又套了一个纸袋，晚饭后提着送到李真住处。李真不在屋，他等了一会儿，就嘱咐服务员给盯着点东西，李真回来告诉他，就离开了。
第二天他问：“看到东西了吗？”
李真说：“看见了。”
事后他向王主任做了汇报，但没告诉多少钱。
第五次，１９９６年３月，李真给他打电话来：“李厂长又批了几个条子，你过来拿吧。顺便把前几个批条的利润也给我带过来。”这次李真换了新家，很气派。等了一会儿，李真才从一间屋子里出来。他给了４万元，李真又退给他１万，说：“你干得挺辛苦，这1万你拿着吧！”
以后再给李真送钱，他就听了李真的话，不再向王福友汇报了。
第六次，送１０万元，在李真家里。
第七次，19９６年９月，３万元，在李真家里。
第八次，19９６年底，５万元，在李真家里。
第九次，19９７年６月，６万元，家里有客人，领到正对着门的小屋里给的，同时又塞给他几张批条。
第十次，19９７年８月，８万元，放在了小屋床上。
第十一次，19９７年１１月，５万元。
第十二次，19９７年底，６万元。李真说：“李国庭快退休了。以后有什么事，我再找你。”赵伟说：“行。”
一直批到李国庭退休才结束。赵伟以为李真不会再找他了，但是两年以后，１９９９年底，王福友的司机给他打电话，让他去趟石家庄。
他在阳光大厦见到王主任，然后一起去了李真家里。
李真说：“批烟是你们找我，我帮你们忙，出了事儿跟我没关系。”
然后又商定，说批烟共赚了５０万元，给了李真２０万元，可是李真又把这２０万元退回来了。
具体操作办法是，赵伟交待说：“李真让加大我所得的那一块。原来定每年交办事处２万元，４年应该交８万元，我只交了５万元。现在让每年交７万元，共计２８万元。不足的２０多万元由李真补上。还让说晚交的原因是作为流动资金占用了。还答应给我一套房子。”
赵伟只能照办，但这对他也不错。
事后李真给办事处打过去２２万元。
设计得很好，但最后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因为给河北办事处批了多少烟，张家口卷烟厂有一笔账，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共批６１笔，９６２８箱，总价值２５０８万元，大约利润１７０万元。最后李真只得承认，共得好处６０万元，退回去２２万元。
精气神
腐败势力不是孤立的。
陈晓颖跟李真对上了阵，短兵相接了，但那只是整个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还有全方位、多角度、多角落的面上的斗争在悄悄进行。
主战场很重要，它可以影响面上的斗争，或使之削弱，或激起更疯狂的反扑。
面上的斗争也可以影响主战场，或使你无功而返，或使你“化干戈为玉帛”。
侯磊不仅收到恐吓信，还收到劝降书。
侯磊与腐败势力的对立由来已久。这是由他的职务所决定的，也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
此人正直，清廉，注意身心修养。他认为这很重要。一个人在短短的一生中，活的是什么？理解各不相同，答案千奇百怪，但侯磊的回答很简单：精气神。要活出个精气神来！
精，就是崇高精神；气，就是浩然正气；神，就是健康灵魂。
这样，灵与肉就组成了一首优美而和谐的乐曲，走到哪里都铿锵有声地响着，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响当当”。干了事情，不谋私利，不用担心有人指脊梁骨，再加上文采和知识，能力和水平，那是何等的自豪与惬意啊！还额外索取什么呢？做一个有品位的人，足矣。
李真没有弄明白，没有活出精气神来，把自己糟践了。
他丧失理想信念，精神境界谈不上了。索贿受贿，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正气？于是灵魂随之肮脏，灵与肉一起腐朽，虽然走到哪里也弄出些响声来，发号施令，豪言壮语，但那是为了掩饰灵与肉发出的衰败之声。
这次查办李真案件，还有随之查办的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案件，对于河北省来说，是一次带有决定性质的反腐败斗争：如果能从头到尾，彻查严办，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那就不仅令人失望，而且后患无穷。
侯磊担心的就是这个。
现在陈晓颖上去了，如果还不能尽快拿下，局势的变化谁也难以预料。
即使能拿下来，也只是主战场上一次重要战役的胜利。面上的斗争如何，还将直接影响主战场。也许会使它前功尽弃。
所以侯磊才这样重视面上的斗争。
他没有把恐吓信纯粹当成恐吓信来看，以为就是为了威胁威胁自己，没那么简单，那是面上斗争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从恐吓信的内容来看，反面的力量还很强大，上下串通，盘根错节。他们质问侯磊，拉侯磊，恐吓侯磊。李真还没有被拿下，给他们找到了借口。李真没有大问题嘛，为什么还不放？李真没问题，说情人就更没问题，是秉公直言，师出有名，讨伐有名，恐吓有名。
这的确够较劲的。
陈晓颖，你可得把李真拿下来啊！
但是，即使李真被拿下了，他们仍然会找到新的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上了一定层次的恐吓。那些匿名信就不应该称之为“恐吓信”，而要谓之曰“讨战书”。他们不是大势已去，别无他法，吓唬吓唬你就算完事了，而是分庭抗礼，兴师问罪。
所以侯磊想到的也就不是个人安危，而是这次查办李真案件的成败。
成与败，还没有一锤定音。
反方的力量是不能小视的。不说背后的强大势力，光李真一案最后受到司法处理的就达４７人，其中厅级干部８人，处级干部１４人。被纪委作党政纪处理的人更多。
这是一股力量，如果不能彻查处理，那么活动起来将十分可怕。即使最大限度地查办了，仍然会有隐藏下来的，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针对这张看不见的网，侯磊提出了统分结合，异地办案。变了一个阵势，换了一下地点。在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河北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将案件分成两级，一级案件由专案组直接组织指挥查办，二级案件由省检察院指定有关基层检察机关查办。无论一级案件，还是二级案件，都实行主办检察官责任制，检察长是第一责任人，副检察长是直接责任人。这样一来，不仅阵势变了，刀把子也牢牢控制在自己人手里了。于是，别有用心的人，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了。这还不够，还要把游击战术运用进来，异地关押，异地办案，让对方鞭长莫及，两眼一摸黑。
他想得很周全。只有感到危机的人，才能想得周全。
他不爱应酬，不爱喝酒，不爱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
他很平淡而正统地生活着。远离声色犬马。很有心思地反腐败。能够静下心来深入研究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因为思考，而产生危机感；因为研究，而想得很周全。
整日歌舞升平，吃喝玩乐，一天一小宴，两天一大宴，那就很难保持他这样一种心情了。他的心情保持得很好：客观，冷静。面对检察工作，必须是这种心情。
这是一种静态。他在静态中思考和研究。
越思考，越研究，工作任务就越重，越多，越细。他必须赶快去办。
这是一种动态。他在动态中操作和指挥。
把陈晓颖派上阵去就是一种操作。
告诉陈晓颖怎么干就是指挥。
他坐在小车里用手机与各方面联系，发布指示，部署工作。小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很快，不断超越前面的车辆。他不怕危险。曾经出过一次车祸，也不接受教训。他要赶时间。他经常在午间和夜间出动，正好给支持不住的身体留个休息时间。他躺在后排座位上睡得很香。那次车祸就是在睡梦中发生的。
到各个分级负责的办案点上去已经很劳累，都需要他听情况，拿主意。
但他还有额外的任务。
新闻舆论对反腐败的宣传报道是很敏感的，遇有重点题材，定会抓住不放。一般情况下，在案子还没有查结时，是不让报道的，把记者拒之门外。但侯磊不这样，他很尊重记者。自己也是搞文字出身，知道舆论宣传的价值和作用。他接待记者，在不涉及机密的范围内，谈一些情况，利用舆论监督，推动案件查办。
这也是他事先设计好的一个重要步骤，
查办李真这个案子，从上到下，情况都很复杂。在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之前，谁胜谁负，很难预料。有时会出现一种微妙的平衡，对立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这时候如果给予宣传报道，借用一下舆论监督的力量，就等于向天平的一方，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砝码，立刻打破平衡，出现新的转机。
面对复杂的局面，面对全方位的阻力，侯磊不得不想到这一切。
如果他只知道孤立地指挥专案组，而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探测、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种积极因素，消解不利因素，引导舆论，造成声势，他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很可能最后失败的是他侯磊。
所以他要抓宣传报道。
干什么事总是要先造成舆论，何况反腐败这样的大事？群众迫切想知道李真的事情，那就让大家知道好了，天不会塌下来。
新华社记者就李真案件做了出色的宣传，对案件查办发挥了促进作用，社会效果也非常好。
记者们感谢侯磊检察长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
侯磊说：“我还要好好谢谢你们呢？
利益均沾
像批烟那样，把钱一笔一笔积累起来，显然是太慢了。只不过是磨炼了性格，提高了修养。但对待２０００万元巨款，李真多少有些操之过急。他不应该急于从吴庆五那里索取回报，论彼此的人品和友谊，这件事都应该从长计议。不过当时也太让人眼红了，李真怎么能搂得住？
当时李真、吴庆五和乙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在最困难的时期三个人差点闹崩了。那是在１９９３年夏天，三个人一直对２０００万元的处理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这之前吴庆五已经向乙借过两次款。一笔是给他的朋友海南世通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高某借的，一笔是自己借的，各１０００万元。吴庆五想让乙用调汇的那２０００万元利润给他冲抵了。
可是乙有想法，不同意。其实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他也想分点。如果这钱都给了吴庆五，也就是等于给了吴庆五和李真两个人，他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李真也有些犹豫，吴庆五就向他解释说：“这利润是你和李国庭的因素才产生的，跟乙没有关系。况且他通过调汇已经得了很大的实惠。所以这钱应该转到我的名下，只给李国庭一定的回报就是了。至于咱们俩，那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李真同意吴庆五的观点，２０００万元应该以合法的形式转到吴庆五身上。
但是乙不同意，一切都办不成。点了戏没人去唱。李国庭倒是可以唱，但吴庆五认为烟厂转款不安全。只有乙是合适人选。乙没有利益，又担风险，坚决不干。方话不入圆耳朵，反贴门神不对脸，三个人闹得很不愉快。
正是在这个时候乙出事了，吴庆五、李真合力把他救出来，乙才彻底改变了观点，世上哪儿有烧不热的锅？关键时刻还得靠哥儿们。通过这次出事他也看出来了，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该干就得干。况且自己得的实惠已经不少了，你吃稠的总得让朋友们也喝点稀的吧，没有朋友你能干成这么大事吗？再僵下去，李、吴二人跟你掰了，你就完了。
河北证券公司以短期融资的形式贷给张家口烟厂５０００万元，可是这款直接汇到东租冀办公司，除了李国庭，烟厂根本没有人知道这笔贷款。
可是不久上边就下达了文件，要求紧缩银根，整顿金融秩序，短期融资必须尽快收回。行长立刻催李真帮忙收回这笔贷款。
乙不着急，吴更不着急。
最后李真还是动员李国庭把款还上了。李国庭说：“小李，我们做事太仗义了，为了帮助别人，差点把自己装进去。今后再不能做这种傻事了。”
其实烟厂也没有钱，由省行协调，让张家口工商行贷给烟厂５０００万元，然后直接打到河北证券公司的账上了。拆东墙，补西墙。
烟厂的其他领导和财务人员对这一操作莫名其妙，打电话问李国庭，李国庭说在河北宾馆见省领导批的，偿还５９号贷款了。张家口烟厂在东租冀办账上确实欠着一个５０００多万元的５９号贷款，这是长期替烟厂购买进口设备积攒下来的老账。
总之通过调汇、贷款、还款这么里外一倒腾，乙领导的东租冀办骗取了张家口烟厂５６００万元，不仅有明着的李真和吴庆五都知道的２０００万元的利润，还有他们并不知道，只有乙一个人知道的购买国外公司的２５０万美元和注册秦皇岛中兴电子公司的２５０万美元。
古来芳饵下，谁能不吞钩？面对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元和人民币，三人热情高涨，前赴后继，最后变成了“前腐后继”。
乙是稳扎稳打，吴是急于求成，李是摇旗呐喊。
先由李真跟乙谈妥，高某的１０００万元借款，东租冀办不要了，直接汇到吴庆五指定的账户上。然后李真对吴庆五说：“高某借的一千万元不要给乙了，让他给我们，顶我们两千万中的一千万。”
吴庆五就通知高某，说有个投资计划，东租冀办把钱借给我了，你赶快把钱打过来。不久，高某就把１０００万元和１８０万元利息汇入吴庆五指定的账户上。
吴庆五要求乙也把自己借的那１０００万元用同样的办法顶了。乙同意。过了几天乙对吴说：“我把账平了，你借的那１０００万元就算清了。你签的那份贷款合同在我家里，抽空找出来给你。”然后乙就到国外办公司去了。
至此，吴庆五和李真已有了２０００万元，飞机打哆嗦———抖上天去了。当然这笔款暂时只能记在吴庆五的账上。他们也想到了，凭空得了这么多钱，将来会不会有麻烦？但是刮别人的油，长自己的膘，已经形成习惯，改不了啦。
李真还与乙、吴庆五利用河北企业投资公司在国外办的尼瓦利斯公司共同谋取了３００万美元的国有股份，并且于１９９５年实分红利每人１０万美元。李真的１０万美元由吴庆五打到新加坡柳絮的账户上，１９９７年李、柳二人分手后，李真抢走了装有存折的手提箱，然后转移到香港的保险箱里。
名义上那２０００万元是吴庆五的，但二人有言在先，互相支援。前一段都是李真支援吴庆五，现在该吴庆五支援李真了。
１９９４年初，李真把吴庆五叫到家里，说柳絮要到新加坡学习，实际是办移民，需要５万美元。吴庆五就马上回香港，把５万美元换来了，交给了他和柳絮。李真说：“谢谢你！你真够朋友。”
１９９３年吴庆五在北京花市买了两套住房，他和李真每人一套，但是到了１９９６年房子还不交工。李真说我不要房子了，给我１０万美元吧！吴庆五又赶紧到香港换回１０万美元，送到他家里，说：“花市房子钱给你带来了。”李真说：“这就行了，我也不再向你要钱了。”
吴庆五在北京西什库买了１０套房子，据他交待这是他花钱为自己和李真共同买的，但实际落实到李真名下的是一套房子。１９９６年初，李真住在河北办事处，让吴庆五领着去看房子，说要一门４０３那套，吴庆五就把钥匙给了他。过了一段时间。李真又拉他去看房子，正在装修。李真说：“庆五，我得买套家具。１０万。”吴庆五说：“行。”一个月后，还是在那套房子里，吴庆五给了李真１０万元人民币。
１９９８年李国庭出事了，专案组在查烟厂５０００万元贷款的事。李真、吴庆五脚上长草———慌（荒）了手脚。他们赶快问乙，有事没有？乙说５０００万元贷款都用在给烟厂购买进口设备上了，不会出问题。二人虽然谁也没有看到他怎么购买设备的，但还是放心了。乙很有办法。又问调汇问题。乙说，１：１０体现在烟厂的账上。又问政策性汇率，即１：６明朗化了怎么办？乙说最多只是双方利益分配上的调整。又问，那么２０００万呢？查不出来吗？乙说，难说，真查就能查出来。
完了！最担心的问题还是不能打保票。财黑惹祸，树大招风。赶快想辙吧！
吴庆五与李真商量。吴庆五同意把已经让乙放弃债权的２０００元继续改为贷款。他给高某打电话说：“你那１０００万元贷款就说还没有还呢，让我拿去用了。你先承担一下，如果要求还，你就再还一次，我将来想办法还给你。”
至于自己原来借的那１０００万元，再补个借款手续就行了，反正都用在保定工程上了，承认是借款，还没还。
接着便与在香港的乙联系上，让他补个贷款协议。吴庆五向乙的妻子要了合同纸，又怕印泥被分析出来，出问题，而没有补。他对李真说：“不管谁说，都是借贷问题。乙最多也是挪用公款问题，判１５年。我没问题。”又说：“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说不知道，跟你没关系。这是借贷行为。”
就在他们这样慌手慌脚堵窟窿的时候，乙却在国外稳坐钓鱼台。高某和吴庆五的贷款合同他还都保留着，说用调汇利润充顶只是一句空话。他不想使自己太被动，他对李、吴讲把账平了，其实也是虚晃一枪。账是没办法平的。后来乙交待说：“主要是李真提要求，我就说账平了，这样他们就以为２０００万元不再是借款了，已经变成他们个人的了。”
但当时为了对付张家口烟厂，乙说把账弄丢了。反正东租冀办撤销，河北企业投资公司成立，过去的账没用了，弄丢了，吹灯拔蜡了，看你有什么办法？哄死人不偿命。
他手下的财会人员说，乙对他们讲，东租冀办撤销了，业务不开展了，所有的账都封存，由我保管。我们就把所有的账搬到他的办公室，也没清点、登记。后来在企业投资公司的新账上，就没有再见到海南世通公司的２０００万元，床底下的蚊子———不在账（帐）内了。
“丢账”这一手很绝，胡萝卜就烧酒，仗个干脆。
这样乙在跟张家口烟厂算总账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因为根本就没有账了，还顾虑个什么？再说烟厂根本无人知道外汇额度的事，所以统统按ｌ：１０结算，最后烟厂还欠东租冀办８００万美元。烟厂的财会人员不理解，乙就开导说：“你就别问啦。这你还不清楚？跟李国庭干这么多年，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得，一切都安在李国庭头上了。吓得那个烟厂管财务的人说：“我有几个脑袋还敢再说下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