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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引领者
“贺文生哪儿弄到的线索不知道，反正他鼎盛的那两年，每天早晨，一堆的假记者排着队到他租的地方去求线索。”“卖报纸还没公厕手纸挣钱。”1月26日，华严街北口报亭老板，翻了大半天，最终还是从挂在外面的绳子上取下了唯一一份体育类报纸。
然后，这条绳子上，只剩下三份《法制故事》之类的破报纸，报头日期显示是2006年11月。
在这个普通工人月收入四五百块钱的城市里，记者站繁多、“假记者”横行，显然跟人们的阅读需求没有什么关系。
“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600人。”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多次对媒体说。
“正常情况下，真的假的，应该不会少于1000号人。”李治军说，这还仅仅是“常规人口”，不算偶尔趁乱浑水摸鱼的“流动性人口”。
李治军先后在五六个记者站工作过十几年。在他的记忆里，大同的假记者风潮，开始于2000年前后，而天镇县的一个农民贺文生，成为了这场风潮的引导者。
贺文生，最初只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后来当过村支书。2000年，他开始以《雁门关》杂志驻大同通联站站长的名义，从事“新闻曝光”活动。
那时，大多数矿主还不像今天一样知道“看一下记者证”，贺文生很轻松就达到了获取钱财的目的。
然后，贺文生的家人，几乎都开始从事“新闻行业”。
贺文生在大同的名声越来越大，他自己还培养出了不少“线人”，哪儿煤矿手续不全、煤窑出现事故，他都能得到线索。
“贺文生哪儿弄到的线索不知道，反正他鼎盛的那两年，每天早晨，一堆的假记者排着队到他租的地方去求线索。”李治军说。
6年多，贺文生的身份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他至少有5、6个各种记者站发的工作证或新闻采访证，但干的活却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就是到下面矿上要钱。
2007年初，山西省各地市纠风办、市新闻出版局发出公告，曝光36名涉嫌仿制和假冒记者证的假记者。
在距离大同不到100公里的朔州，贺文生在敲诈勒索矿主时被人揭穿，也是这36个被曝光假记者之一。
大同“圈里”的传言，这些年贺文生至少挣了500多万。
“现在还没有抓到他，听说现在他不敢到朔州那边去了，但是还是经常在大同附近的煤矿活动。”李治军说。
假记者风潮
每个接到通知的人，一般会很快就赶到现场，这种“记者”能连续几天来十几拨，而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就躲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等着收取“消息费”。
在多名当地媒体记者印象中，假记者从贺文生开始，已换了好几茬了。但这些年，假记者捞钱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一般是一个听说哪个煤矿有问题，约俩人，包个车直接到矿上，一亮证件，矿主就看着办吧。”李治军说，一般矿主知道自己矿上手续不全什么的，直接给钱打发走了事。
然后，得手的假记者就会马上通知同伙或者是同行，让大家一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当然，这个消息不是免费发布的。每个接到通知的人，一般会很快就赶到现场，这种“记者”能连续几天来十几拨，而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就躲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等着收取“消息费”。
“矿主不知道情况，又怕真被曝光出去因小失大，所以一般都会给钱的。”李治军说，一般一个人从两三千到两三万的价码都有，全由矿主自己看着给。
当地几名矿主均称有以钱财“打发记者”的经历。
“碰上一次出事就得给个十几万、几十万，多的时候花上一百万的也有。”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矿主说。
这样，只要一次得手了，发布消息的假记者，至少能弄到1万多块钱，碰上稀里糊涂的“冤大头”，一次能搞到10万以上。
大同教场街的一条小胡同，是不少此类“记者”熟悉的地方，他们所从属的“记者站”就分布在周围，不少只是租了一间破旧的民房，连牌子也没有。这些“记者”接到同行的电话后，会在这里与关系好的“同行”会合，一批批出发。“这里靠近市中心，到哪里都方便。”据李治军介绍，这几年，全国各地都有跑到大同行骗的假记者，北京的、太原的，随便拿一个什么杂志社的记者证，夫妻俩甚至是全家总动员，就去下边骗钱去了。
“有些派头很大的，开着本田越野，挂北京的牌照，相机、手提电脑设备齐全，自称是某某主任，还带着秘书，一般秘书就是自己的亲属。”这样一年下来，就能挣够买车、买房的钱。
而在山西不少地区，都存在类似情况。在2006年被列为全省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试点市吕梁，百余天内共查处了80余名假记者。
该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杨志明接受媒体采访说，“最近两年，吕梁市乃至山西省的假记者十分猖獗。有不少人上午还摆小摊、卖烧烤，下午就跑到突发事件现场去采访了。”而他们热衷的事主要是：干预农村选举、帮人打官司、护送超载车辆通过治超点、敲诈勒索企业主等。
因为各种名目的假记者太多，真记者采访也遭遇“名誉危机”。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曾说，他在山西采访时经常会遇到被采访单位反复核对身份的尴尬场面，当一切都核实清楚后，被采访者多会很无奈地对他说：“实在没办法，是让假记者给闹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