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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江苏 > 大案纪实 > 法治周刊 > 2007-07-28 > 律政行动 > 正文 | |||||
公益性受冲击 泛滥之后遭遇发展新问题http://shehui.jschina.com.cn 2007-7-28 13:58:50
一夜暴富的神话,锒铛入狱的传奇,20年间,围绕彩票发生了太多的故事。有人癫狂有人痴,中国彩票跌跌撞撞走过20年。这一世界级产业在中国彩票20年时走到了一个节点。 20年了,中国发行彩票从以“公益”为初衷起步,如今却亟待立法。 宝马彩票案、邯郸农行盗窃案、湖北体彩假球案等等,这些是必然还是偶然?是人性的弱点和伦理的原罪还是法律的不完善? 在中国彩票20岁之后,将继续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新中国彩票从公益起步 石家庄胶印厂的彩票车间是保密的,门口有值班的保安把守,每天大量的彩票在里面经过各道程序出炉,之后投入市场到达彩民手中,20年来,这个胶印厂每天都在按部就班地生产着即开型福彩,作为目前中国印制即开型福彩的三个公司之一,每年印制彩票面额近亿元。 20年前,新中国第一张彩票带着争议与忐忑从这里出生,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是彩票的“催产师”。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据民政部公布的资料显示:1986年,全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口约1.2亿人,而这一年,国家下拨的救灾经费仅有8.5亿元,每人平均不足7元。 1984年,一位海外华人提供了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票;二是高级酒店增加附加税;三是搞彩票。但那时,彩票在我国已禁绝了近40年。 崔乃夫借机向国务院领导陈述自己的困难和想法,建议获得默许。1987年6月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简称中募委)。 当时江芝亭主管石家庄市胶印厂彩票车间的技术工作,“彩票的设计和票样都是上面定的,我们来保证彩票的质量。” 从此,新中国的彩票从公益开始起步。 副市长带头买下首张彩票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第一套福利彩票(当时称奖券)在石家庄试点发行。石家庄市试发行50万张,全部售完。 “在发行之初还有争议。”时任石家庄市副市长的孙永生回忆起20年前的争论。彩票的负面影响是决策者们最大的顾虑,“有奖募捐”可能助长投机心理,变成赌博。 “后来市政府经过研究,认为发行福利彩票是件利国利民的事情,所以福利彩票的成功发行,当时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争论”是当时政府的态度。 1987年7月27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最大的礼堂——第一工人文化宫,孙永生参加了彩票首发式。“仪式很简短,当时带头买彩票是为了表示政府对这项事业的支持。”孙永生买下了第一张彩票,表明了政府的态度。 “当年石家庄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底子很薄,没力量去改善福利设施,城建资金仅够维修和养护,不能进行建设。”发行福利彩票,孙永生觉得找到了一条出路。 摊派到抢购的启蒙意义 1987年至1989年,社会上对彩票反应冷淡。这三年里,全国彩票销售人均购票不足4角。 “1990年之前,大家对彩票还不太认同,很多彩票要通过居委会、工厂和机关单位摊派下去,大家的热情也不高。”江芝亭称,那时发行彩票要想各种办法。 而几年后彩票销售的大爆发足以让人吃惊,石家庄胶印厂也因此每天忙个不停。 “在1990年以后,开始搞大奖组即开型彩票。”这种大规模集中大奖组彩票,在城市的广场、农村的集市上,一辆汽车上装满摩托车、彩电、洗衣机等重磅奖品,众人围着抢购彩票,然后众目之下中奖者将奖品搬走。 这样的情景通常会引起更热的抢购。彩票从摊派到抢购成为中国彩票的启蒙。 泛滥之后遭遇发展新问题 1994年前后,各类各种名目的彩票和有奖销售泛滥开来,除了地方政府擅自发行彩票外,赛马也悄然入境。1994年上半年中国南部开始兴起六合彩热。 邻近香港的深圳市福彩中心1993年首次推出自选号码的福彩,类似香港六合彩,创造日销千万佳绩,但第二年即被叫停。中国人民银行认为,“技术条件不具备,社会心理不成熟。” 1998年,中国发生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国家发行50亿元赈灾彩票。筹集15亿元公益金,全额上缴国家财政用于抗洪赈灾。 2001年传出消息,彩票管理条例即将出台。之后,每年媒体都会有彩票管理条例将出台的消息,然而至今仍未变成现实。 彩票在社会上形成热潮,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同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2004年,西安小伙儿刘亮听说在西安东新街的彩票开奖点,已连续两天有人中“宝马+12万”的大奖。直接冲着宝马去的刘亮花光了身上64块钱,意外中奖,而对以为所有的大奖尽在自己掌握的彩票承包商杨永明而言,则是个更大的意外。 “彩票是假的,要负法律责任。”承包商杨永明的话让刘亮从大喜跌入大惊。 索车无果,刘亮爬上10米高的广告牌。自此陕西宝马彩票案爆发。 2004年5月15日,财政部、国家体彩中心对即开型体育彩票大规模集中销售叫停,并开始对即开型彩票市场进行清理整顿。 2007年,邯郸农行发生5100万元金融大案,5100万中有4300万购买了彩票。 而这一年,彩票即将迎来20岁的生日。 彩票与投资有本质不同 “都说是玩一玩,其实买彩票都对中奖有所期待。”在石家庄某高校上学的小孟,谈起了自己买彩票从入门到迷恋钻研的经历。 “我第一次中了50块钱,觉得中奖太容易了,从此就一直买,福彩、体彩都买,买彩票是上瘾的。”他再也停不下来。 在小孟近一年的彩民生涯中,中奖200多元,而投入却在十倍以上。学过概率的小孟也知道自己玩的是输比赢多的游戏,但却很难停下来。 相比小孟,屡见报端的痴迷彩票的极端行为就是赌进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现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驻石家庄胶印厂监督员的江芝亭认为,很多彩民对彩票游戏不很理解,购买不理性,“举个例子来说,假设返奖率是60%,即使把彩票都买下来,还是有40%的钱收不回来。” 河南财经大学教授、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认为,目前彩民应该改变买彩票的理念,“从概率统计学上看,彩票是一种纯随机游戏,除了足球彩票、篮球彩票等,个人知识能在其中起作用之外,尤其是用机器摇奖的彩票,个人知识在其中是根本起不了作用的。” 这一特点也注定了彩票与投资有着本质的差别。 彩票被称为“微笑的纳税” 彩票的原始功能就是筹钱,但相比缴税,人们更乐于购买彩票,所以彩票被称为“微笑的纳税”。 20年来,中国的彩票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也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资金。正因如此,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发行彩票,涉及社会福利、公共卫生、教育、体育、文化等多个领域。彩票的确是一个筹钱的好办法。 从1987年至2006年,我国累计筹集彩票公益金1219亿元。这些公益金,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主要用于民政福利事业,公共体育事业,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2008年北京奥运会,红十字事业,残疾人事业,补助医疗救助基金和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公益”初衷往往受到冲击 冯百鸣在他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有研究表明,在购买彩票的彩民中,有许多是下岗工人、打工的农民和低收入者。按人均购买彩票的数量来看,他们用于购买彩票的资金与其收入之比要高于那些高收入者。 冯百鸣认为,彩票业形成了一个悖论:世界上所有发行彩票的国家发行彩票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的公益事业,为了帮助那些低收入者;但彩票所带来的这种对低收入者的误导和损害又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彩票业所带来的益处。 “如何来正确解决这个悖论成了学术界和彩票业的一个难题。” 彩票成了部分人的“原罪” 2004年3月25日,山西小伙刘亮爬上广告牌,揭开了宝马彩票案序幕,也捅开了中国彩票业繁荣表面下的管理问题。 更令人痛心的是部分彩民对彩票的癫狂,引发了连串的悲剧。 2006年6月22日,成都市新都区周远德因缺钱买彩票,向家人要钱不成,先后将母亲、嫂子、哥哥杀害! 而他的杀人动机听起来十分荒谬,因为在作案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死去的叔叔在梦里告诉他,他一直没有中500万元,是因为母亲、哥哥和嫂子是挡他财路的3个人,杀了他们之后,拿他们的钱买彩票一定能中大奖。 2007年,邯郸农业银行任晓峰、马向景盗窃银行5100万元现金,让人吃惊的是,其中4300多万元购买了彩票。7月24日庭审时,主犯任晓峰仍对自己买彩票中大奖存有希望。 这已远远不只是一个以道德伦理判断对错的事情。专家提醒,为了争取这样的小概率事件,花很大代价甚至将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赔进去,这是很不理智的。 一张薄纸,无法承载部分彩民“一朝中奖,日日天堂”的希望,彩票已成为部分人的“原罪”。 20年中国彩票亟待立法 一系列彩票案和惨剧暴露出中国彩票发行体制的弊端和法律监督的缺位。也就是说,中国彩票摸着石头蹚了20年的河。中国彩票,需要立法! 英国在1994年才发行“国家彩票”,比我国彩票发行晚7年时间,但该国分别在1993年和1998年就颁布了两部《国家彩票法案》,到2001年销售额已经跻身全球前三。 南非在1996年开始筹备发行国家彩票,1997年议会通过彩票法,1999年才开始发行。 也就是说,很多西方国家发行彩票,都是先立法,再按法律进行操作。在很多发行彩票的国家,不但有专门的彩票法,而且其他法律对彩票行业也有相关的法律限制,而这些法律完善的国家,也往往是彩票规范的国家。 中国彩票是一个先玩游戏后定规则的过程,“先上车后买票”,中国公益彩票已满20周岁,至今却没有一部相关的法律进行监管。 由于没有法律对彩票在发行、销售和兑奖等程序进行规范,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少彩票纠纷。 “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是彩票立法的问题。彩票立法的问题不解决,解决其他问题只能是纸上谈兵。”冯百鸣说,很多专家寄希望于法律的尽早出台。 据新华社报道,彩票法迟迟不能出台,重要原因之一是立法机关无法协调众多的利益关系。 到今年7月27日,中国的公益彩票将年满20周岁。然而20年来积重太多,所以应当解决这几年暴露出来的问题,才能让运行了20年的中国彩票业更加健康地运行。
来源:《江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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