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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生:社会变迁成就了安倍长期政权
2018-06-13 17:16:28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作者:贾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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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自民党总裁任期也已改为“三届九年”,这意味着如果安倍在2018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成功连任,而且自民党仍保持执政党地位的话,安倍的首相任期可到2021年,将成为二战后乃至日本1885年确立内阁制以来任期最长的首相。尽管目前因森友、加计两个学园丑闻及行政机构删改相关记录文件等问题致使内阁支持率大幅度下降,安倍能否参加2018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并获胜出现问号,但安倍内阁成为日本战后第三长期政权已是事实。形成这种局面的背后,社会变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王新生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每个选民均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而积极参与以投票为中心的各种政治活动,但因其政治资源有限,单张选票不仅难以引起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机构成员的重视,更不可能对政治过程特别是决策过程施加有效的压力或影响。因此,具有大致相同利益的选民集中起来组成相关利益集团,例如经营者团体、工人团体、农民团体、专家型团体等等,同时将集团成员的利益要求聚合为最大公约数,由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即国会议员或者特定政党带入决策过程,然后集中利益集团的政治资源(例如聚集选票、提供政治资金、利用人际关系、参加政府相关咨询机构、举行游行示威等)施加压力,维护或者扩大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日本也是如此。

  由于政党是立法机构的参与主体,因而在通常情况下,较大的利益集团均选择特定政党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参与决策过程。例如,在1955年到1993年之间的“1955年体制”的大部分时间内,最大农业利益集团“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的政治代表是自民党,以国营企业工会为主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的政治代表是社会党,以民间大企业工会组织为主的“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简称“同盟”)的政治代表是民社党,最大新兴宗教组织“创价学会”的政治代表是公明党。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上述政治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即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或不去投票的选民逐渐增加,究其背景,在于第三产业急速发展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造成各种利益集团的组织率及其政治动员能力降低。具体来说,由于个人消费从追求“社会价值”向“节省时间”转化、企业自我服务业务由专业公司承包、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健护理的需求增大等原因,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迅速提高。1990—2003年,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从2.4%降为1.2%,下降了一半;第二产业由35.7%降至26.6%,下降了9.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则由61.8%上升到72.2%,增加了10.4个百分点。而且,第三产业中以中小企业居多,例如1991—1996年,第三产业中面向个人、企业、社会服务的狭义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了196.7万,企业数增加79549家,即平均每家企业的就业者不到25人。正因如此,中小企业的工会组织率非常低,据2016年的统计,雇用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民间企业的工会组织率为44.3%,100—1000人的企业为12.2%,100人以下的企业只有0.9%。

  除第三产业急速发展造成利益集团组织率降低外,泡沫经济崩溃后历届内阁提出的“结构改革”及其实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具体地说,公共部门的“结构改革”主要内容之一是建立市场经济原理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大幅度减弱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在企业经营方面,既要打破以资本为中心的垄断企业集团所形成的各种类型大中企业集团和中小企业并存的产业结构,也要变革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日本经营方式,即实施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际上,早在1986年,日本国会两院就通过了《劳动派遣法》,主要内容是企业可通过民营派遣公司雇用工资较低的短期合同工,企业无须负责提供培训、医疗、保险等福利,也不用发放退职或退休金,而且可以随时终止雇用合同。2004年,小泉纯一郎内阁将本来只是有关特殊人才派遣的临时性措施《劳动派遣法》的适用范围延伸到制造业和建筑业,导致包括派遣劳动者在内的非正式就业者在全部就业者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由于非正式就业者工作不稳定、流动性较强,因而组织率非常低。

  在农业领域,情况也是如此。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2014年日本务农人员为227万人,相比五年前减少了60万人,而且自2009年以后“农协”内部非农民身份的“准社员”数量就超过了农民身份的“正式社员”。作为农业领域最大的利益集团,“农协中央会”拥有对全日本约680个地方“农协”实施监督和指导的权限,同时向其征收用于政治活动的课赋金(2015年“农协中央会”收入103亿日元,其中65亿日元为课赋金),选举时能动员1000万张左右的选票,因而堪称战后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但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以后,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减少国内特别是来自农民的阻力,特意在2015年初的例行国会上通过了新的《农协法》,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农协中央会”将在2019年10月之前完成从目前的特别民间法人向一般社团法人的转型,从而失去从地方农协收取课赋金、负责审计及指导农业经营乃至政治活动的权力。这样一来,不仅“农协中央会”的政治影响力被大大削弱,甚至导致地方“农协”濒临解体。

  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对决策过程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利益团体组织率降低,会导致投票率降低。因为缺乏必要的政治动员,本来就具有政治无力感的非利益集团成员便远离了投票箱。正因如此,尽管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进入激烈的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局动荡时期,但历次大选的投票率均难尽如人意,即使是投票率最高且导致政党轮替的2009年8月大选,其投票率也低于“1955年体制”时期的多数大选。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更是如此。例如,2014年大选的投票率是52.66%,为战后最低,2017年大选的投票率是53.68%,为战后第二低。另一方面,组织率降低导致利益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减弱,其成员很容易为特定政党的临时性政策所吸引而自行改变立场。由于对这些政策期望过高,不仅使之实施缺少必要的时间与空间,而且组织成员也容易受媒体的影响而迅速转化为彻底失望,造成走马灯似的政权更替。1993年“1955年体制”瓦解后至今,先后有13位政治家担任过日本首相,除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以外,大多都是任期一年便挂冠而去,遂产生了“十年九相”的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组织率降低的社会现象相关,日本正在进入工作与生活逐渐个性化的后工业化阶段,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较大变化。简单概括起来,其价值观主要体现为排斥他人干涉自己的生活、自我判断幸福标准、熟练操作数码工具、因不想失望而不过度期望、表面消极但实际积极等特征。特别是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巨大网络世界出现以后,“热衷于特定领域(动漫、电玩、时尚、体育、音乐等)但缺乏其他知识与社会性”、以年轻人为主的“御宅族”越来越多,而且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其追求的亚文化具有“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的“反知性主义”特征。

  如果说,作为在政界没有嫡系成员的“孤狼”或者说“怪人”能够执政长达五年半,小泉纯一郎凭借的是容易获得电视等立体媒体认可的独特个性、霸气形象、简练话语以及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措施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那么缺乏演说才能的安倍晋三长期执政则在政治过程乃至决策过程中体现了缺乏逻辑的“随意性结论”、缺乏实证性的“情绪化心态”、无视他者的“独善主义”等“反知性主义”特征。正如评论家佐藤优所指出的那样:“安倍政权的一个特征是‘反知性主义’。所谓‘反知性主义’是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是自己来理解心中理想世界的态度。例如安倍提出的‘瑞穗国资本主义’就是缺乏客观性、意义不明的概念。这种‘反知性主义’经常以‘无论如何先努力将问题解决吧’的决断主义形式表现出来,安倍政权强势政治运营的背后就是这种决断主义。”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在国会审议“安保法案”过程中,尽管绝大多数宪法学者认为“安保法案”在学术上违反宪法精神,但安倍首相似乎并不在意,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合理依据,只是简单地主张合宪,同时不断地转换话题内容,利用似是而非的比喻消耗时间,这种完全不在意逻辑性的言论如实地反映了其“反知性主义”的政治特征。即使众议院审议“安保法案”的时间超过100个小时,许多人仍然认为“说明不足”,就是因为安倍首相没有提出任何实证性的客观依据,只是反复强调其结论,频繁使用“责任”“绝对”“断然”等词语,无法说服质疑者或反对者,最后依靠执政党的多数议席强制性地通过了相关法案。

  或许正因如此,尽管在此前安倍执政的五年多时间里,其在“安保法案”、“共谋罪法”、冲绳美军基地及历史认识、森友和加计学园丑闻、压缩人文学科等问题上,均有“反知性主义”的言行,年轻人群体自身在就业、收入、家庭等方面均面临较大问题(也许正是因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发的不满及日益强烈的不安情绪,使他们更容易不考虑复杂的整体,更倾向于支持依靠简单方式解决问题的“反知性主义”),但他们无论是对生活的满意度还是支持安倍内阁的比率都比较高。例如,日本内阁府在2017年6月进行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对生活感到满足或大体上满足者占73.9%,其中18—29岁的年轻人比例最高,为79.5%。另外,产经新闻社2017年8月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男性受访者对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为48.3%,不支持率为46.1%,女性受访者的不支持率则超过支持率。其中,29岁以下年轻男性受访者的支持率最高,为56.9%,29岁以下女性受访者的支持率也超过了不支持率。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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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中江网编辑 崔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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