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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师徒关系迎来变革 “小师父”群体在崛起
2018-09-19 07:16: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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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回眸

  “小师父”群体在崛起

  ——技能传承中的中国传统师徒关系迎来悄然变革

  2000年出生的易康拍着胸脯说:“我现在带着两个徒弟。”身材精瘦、个头不高,别看他年纪小,浑身上下抖落着一股超越年龄的老气,显得非常自信。他是一名汽车装调工,取得了海南省青年汽车装调工第一名的成绩,走到了本届“振兴杯”的赛场。

  他在一家4S店上班,来之前,把工作交待给两个徒弟,他才放心出门参赛。说起为什么会带徒弟?他说加上实习,自己的工龄已经满3年,前两年,他跟着师父学习,已经能够独立面对疑难杂症,过了一年,他就带上了徒弟。

  “一个月,我起码工作28天,徒弟跟着我干,他们虽然嫌累,还是愿意,因为他们能拿到最高的学徒工资。”易康笑着说。作为小师父,易康仿佛是使不完力气的“小超人”,一旦工作就会入迷,也因此受到老板的赏识。

  在本届“振兴杯”的赛场上,像易康这样有“小师父”身份的参赛选手还有很多。他们的技术水平普遍较高,都是所在单位的技术骨干,这些80后、90后甚至00后“小师父”群体普遍开始带徒弟,已悄然成为技能传承领域与过去的“老师父”带新徒完全不同的新现象。

  喜忧参半的“小师父”们

  90后的杨治文没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师父。他以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身份征战“振兴杯”。从这所学校毕业,进入4S店工作,修车手艺不错的他,兜了一圈,又回到母校工作,成为一名老师,变化之快如同梦幻一般。

  从工人到老师,他身份的变化让亲友们刮目相看。当年,中专毕业的他,准备报考大专,有长辈曾委婉地劝他:“踏实学习一门手艺就行,没必再要浪费父母的钱。”

  彼时,他还没有大志向。在老家甘肃天祝,父亲经营一家修车铺,他从小在工具堆里泡大,父亲希望他好好学习,不希望他继承家业继续修车。“没办法,我从小对汽车发动机感兴趣,学习起来特别快。”杨治文说。

  毕业后直觉告诉他,钣金行业更有前景,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传统汽车,对钣金修复有需求。他进入4S店工作,按照行规,跟着一个师父学习。没多久,师父离职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给杨治文解决,担子重了,机会也来了,所有的问题需要自己面对。3年后,他的技术突飞猛进,被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人才挖走。

  在企业带徒弟,到学校里带学生,90后的“小师父”也会有烦恼。以前他修车,徒弟会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帮他收拾工具,很殷勤地打下手。如今,作为学校老师,给学生上课讲解实操工艺。讲台下有些同学爱听不听,甚至会摆出一副与自己无关的态度,反馈寥寥。

  与杨治文经历相似。1989年出生的魏泽生也遇到这样的困惑。他发现,在企业中,徒弟对师父比较尊重,到了学校就不一样了,有的同学还会直白地告诉他,读汽车修理专业只是为了混文凭,将来并不打算从事这一行。

  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相对于以前,如今年轻人就业的选择更多,与师父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的关系,师徒关系、师生关系变得更加松散。在企业,原来只有老师父才有资格带徒弟成为师父,如今由于生产需要,就需要更多的“小师父”带徒弟。

  振兴杯赛场上,记者还遇到了来自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杨健,他是一位85后焊工。他坦言,现在的师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工作地点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草原深处,地理位置偏远,愿意来工作的年轻人本就不多,学习焊接技术又不轻松,所以能带上靠谱的徒弟并不容易。如果能找到称心徒弟,便如获至宝。

  个头高大壮实的杨健,面对徒弟时却小心翼翼,不太敢责难他们。与自己当学徒时,对师父毕恭毕敬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杨健对徒弟的态度就像哥们儿一样,下班之后,还会主动约徒弟吃饭喝酒培养感情。

  在“小师父”已经因为各种因缘际会走上历史舞台的今天,师父与徒弟如何互动,成为新的社会命题。

  “小师父”们面临徒弟荒

  比赛一结束,焊工王振走到赛场外面,在树荫下一坐,打开一瓶水,一口气就喝了大半。心情有些放松,他撸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了一些焊接留下的疤痕。

  身为90后的他是国家电网江苏分公司的员工,他说自己刚干这一行时,遇到问题,就向有经验的老师父请教,他也会到处拜师学艺。碰壁也是常事,有的老师父比较保守,不肯爽快教技术。他也学会讲究策略,帮扫地和打下手。对方一高兴,他就戴着面具,蹲在旁边看,趁机多请教几个问题。

  有时候,他还会“偷师学艺”。休息时,远远地看别人干活。有的焊接活儿比较难,他就会留心观察焊接的手势,不由自主地模仿起来,事后证明,还真能奏效解决问题。

  “现在我也带上徒弟了,但巴不得把最简单的技术教给他们。”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年轻的徒弟们对焊接手艺并不热爱。今年一位95后的徒弟离职,让他难受了好一阵子。

  与王振一起参加比赛的搭档余荣华,是一位80后师父,在国家电网浙江萧山的一家公司工作,虽然获得企业内部技能比赛不少奖项,参与焊接过世界最高的电塔,也曾带过四五十个徒弟,但发现最终留在这个行业的徒弟只有三四个人。有的徒弟干一个星期就离开了。

  技工的人才流失,已经成为一个显性的问题。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4)》报告显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近几年,即便国家对技术工人比较重视,但是因为从事技术工作相对比较辛苦,行业的收入和社会评价偏低,对年轻人难有吸引力。

  来自江西的参赛选手罗宏伟,通过层层筛选,以省赛第一的成绩杀入振兴杯决赛。他在方大特钢工作,如今是一位85后的“小师父”。说起焊工的成长之路,他说得下笨功夫:“手上功夫的提高,还是要靠焊条喂出来。”

  近几年,他也发现行业出现人才断层,表现就是90后的徒弟少了,甚至还出现师父多徒弟少的现象。

  在他看来,这样的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人的工作选择更多了。与自己这一代相比较,90后和00后家庭条件好了,很多孩子没有生活压力,并不愿意来吃苦从事这一行业。

  与罗宏伟一起参赛的搭档涂伟,是一名80后“小师父”,“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主要是靠自己闯出来的,现在的年轻人,即便找不到工作,父母也会管着他们。”

  王振与罗宏伟是改革的一代,赶上从国企向民企转制的尾巴。从改革前的低工资到企业收入的提高,他们深知掌握一门手艺是很重要的事,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而这样的体验,对于像他们徒弟这样的年轻一代,几乎是空白。

  “小师父”身段更柔软

  记者在振兴杯赛场遇到了90后参赛选手王林林,他是一个拥有10年工龄的“小师父”,来自北汽集团,带过十几个徒弟。

  “刚到公司时,我在生产线上的工作是调整车门间隙,不过我对修车很感兴趣。”修车的岗位离他很近,一边工作,他一边还会悄悄观察修车程序。他是一个爱琢磨问题的人,时不时地偷师学艺。最后,如愿以偿来到修车的岗位。

  跟着师父学习了半年时间,他是一个好强的人,尽管进步很快,他却觉得学习的过程比较痛苦,总是担心自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成为师父之后,他才感觉当好人师并不容易。遇到干活速度慢的徒弟,他也会着急,别人3分钟干完,看到10分钟还没干完,跟不上生产节奏,他也会嚷上一句。

  “事后,我会找机会和徒弟沟通,让他明白其中道理,会担心徒弟产生抵触心理。”王林林说出着急的真实原因,如果有一天徒弟们成为师父,需要独当一面时,一定要有真才实学。

  他发现如今90后和00后的徒弟少了,也有亲戚的孩子找到他想谋一碗技术饭,打听了工作环境之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王林林坦言,师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工作时我是他们的师父,下班后大家就是哥们儿。”他并不介意徒弟们在饭桌上开他玩笑,怎么说都行,与传统的师徒关系不同,毕竟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大。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干活儿的时候绝对不能含糊。

  有人认为,传统的师徒关系更像父子关系,而现在的师徒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交往更具有平等意识。但是这群“小师父”带徒弟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作和生活严格分开,该较真时一样不含糊。

  与徒弟相处最愉快是什么时候?王林林说:“有一次修复汽车凹坑,我就告诉徒弟把机器调到什么参数。”他在旁边看,结果徒弟的操作一步就成功,这时他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参加钳工比赛的陈士银话不多,不到30岁的他,目前在中信戴卡公司工作,如今也成为师父带着一批徒弟。让他感到自豪的是,前段时间带着徒弟给一支世界知名的F1的赛车车队做出了高质量的轮毂模具,还派上了大用场。

  “我巴不得把自己的技术全教给徒弟。”他并不是说大话。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性格内向的他,自己做徒弟的时候,常常被师父吆喝,体验并不美好。

  “我现在对徒弟会特别注意说话方式。”他发现,一些老一辈的师父会相对保守,不太愿意把技术手把手教给徒弟。在陈士银看来,如今的钳工不一样了。他所从事的模具工作,对精度的要求特别高,精确到单位丝以下(1毫米=100丝)。要干好一个工作,更多的是依靠团队作战,因此在团队中要有突出的“高峰”,还要有“高原”,单枪匹马完成不好工作,必须要让整个团队强起来。

  如今,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技术。他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师徒关系也要进行转型,师父不能像以前那样摆架子,而是要放下身段,对徒弟进行引导,通过密切的配合,共同完成工作。

  “小师父”应向“老师父”学习

  85后选手孙新宇,是兵器工业集团的一名钳工,参与过坦克部件的生产,年纪轻轻就拿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五一劳动奖章。他直言:“我也走过弯路,多亏遇到了师父,让我明确了发展方向。”

  进入单位不久,通过一些企业的技术比武,孙新宇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当时,总是觉得管理岗位比一线岗位要好,就申请干调度工作。”20岁出头的他,性格也比较内向,在管理岗位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干得不太顺心。

  他的情况被同一个单位的师父张学海看在眼里,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的他,悄悄地把孙新宇叫到一边,“干得不如意吧,我还是觉得你比较适合技术岗位,要不跟我干?”一番话,说到了孙新宇的心窝里。张学海也主动帮着他办完内部调动手续,两人确定了师徒关系。

  张学海没有看错人,从2015年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技能大赛上,徒弟孙新宇一步一个台阶进步,从省赛第三名,再到第二名,最后获得第一名。

  今年44岁的张学海也发现,一些年轻人不愿意从事一线技能岗位工作。他培养人才的方式有些特别——师父主动找徒弟。在企业中,他更多在观察年轻人,觉得有人品不错、肯下功夫学习的,他就会主动找年轻人谈心,想办法拉过来进行培养。

  “类似‘振兴杯’这样的比赛作用非常大,有年轻人看到孙新宇取得好成绩,也会主动找到我,要求加入团队提高技能。”张学海带徒弟,并不会影响年轻人的本职工作,利用下班和周末时间,带着他们钻研技术。慢慢地,年轻人的技术也随之提升。

  张学海探索人才培养的方法,值得“小师父”群体借鉴。这些年轻的师父虽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如何带好徒弟,他们才刚刚开始摸索。

  归根结底还是要遵从人才培养规律

  去年,张学海专门到德国考察工匠制度。他惊奇地发现,德国也有师徒传承的制度。一位德国同行告诉他,师徒制度还是从中国学习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德国注意到中国的工业化迅速提升,其中发现中国师徒制度起到积极的作用,随后就引入当地。与我国不同的是,他们对师父带徒弟的数量有规定,不能带太多的徒弟,以保证质量。

  张学海认为,随着中国制造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生产关系的师徒关系也要与时俱进,“小师父”群体的诞生也是应运而生的结果。他提出要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让想学技术的年轻人找得到师父,让高水平的师父能找到好苗子,形成伯乐和千里马的良好互动关系。

  除此之外,如何提升企业的工匠精神?张学海发现,在一些国企中,技能培训容易流于形式,有的组织单位碍于人情,走一个过场了事。

  作为国家技能大师的张学海在职业资格考试过程中就进行调整,如果考试通过,培训费用由单位承担,如果没通过就自己埋单。单位还规定,如果评上技师职称,每月收入增加300元,评上高级技师,每月增加600元,让普通员工能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还设计了60个课时的培训。”张学海说,如果要通过考试,不能旷课,业余时间还要进行训练。也会有人给他打招呼,由于有制度化的约束,也就不存在讲人情走过场的现象。

  张学海坦言,设计这样严格的制度,并不是难为人,故意不让人通过考试,而是要提升工人整体的技能水平。工匠精神并不是口号,要落实在行动之中。

  张学海还发现,在德国,实际上真正顶尖的技能大师并不多,很多中小型企业都没有高级技师。不过,德国整体的工匠水平非常高。

  “我国不需要把人人都培养成顶尖技术工人,事实上也很难,但企业不能缺技术领头人,不能缺优秀的师父,在此基础上再注重工匠精神的普及,我国的技术人才会有高峰也有高原,制造水平才能转型升级。”

  顶尖的技术人才该如何培养?他认为,应该发挥国内技能大师的作用,除了技能攻关之外,一定要承担培养顶尖人才的职责。以点带面,我国企业的工匠精神的氛围才会越来越浓厚。

  张学海总结,年轻的钳工成长的过程需要10年时间。不过,通过这几年的培训摸索,他有信心用3年就可以培养一个钳工人才。在他看来,年轻人可以速成,但绕不开基本的教育规律,让年轻人专注本职工作、持续地走下去是最难的。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学了几年之后自认为学到头了,就离开这个行业。可是,没有持续的积累,很难在行业中深入下去,最终只能浅尝辄止浪费人才资源。

  “短跑大家都会,长跑却很少有人坚持下来,如果未来要走得远,还需要长跑。”他打了一个比喻,会“长跑”才能培育真正的工匠精神,也符合真正的教育规律。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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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旸 崔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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