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慢了语速，用指尖敲击着寻人启事上的画像，“梅——姨，您——见——过——吗？”但这位客家老伯依然在摇头。

　　过去一个月，一张梅姨的肖像广泛流传。人们谈起她，除了愤恨这个被指拐卖了9个儿童的女人，也忌惮这个迟迟未落网，又如幽灵般的存在。

　　两年前的一天，申军良来到位于粤北山区的一处村落，据已经落网的一名人贩说，他的孩子经梅姨之手被拐卖，而梅姨的同居者就住在此处。打听，一记提防的目光投来；再问，响起他听不懂的客家话。

　　这天，我进入村庄，沿着申军良寻找梅姨的路线，试图重遇他过去两年的希冀与困苦。

　　村子里的人多是同姓，彼此沾些亲故。问小卖部店主老伯之前，我拿着寻人启事询问了十余位村民，和曾经的申军良一样，我期待着他们能说些什么，但收到的是：“没见过”、“不清楚”和“不知道”。

　　“梅姨，”我说，“人贩子，两年前被拐孩子的家长来村里找过她。”老伯目不转睛盯着电视里播放的谍战剧，一边耸肩，一边冲我这个方向摆手，客家话夹杂着普通话，说没见过画像上的人。

　　“我们叫她潘嫲。”不知何时进门坐下的女人嘟囔了一句。

　　(一)

　　“潘嫲”、“潘嫂”、“阿潘”，近15年前，紫金县黄砂村村民曾这样称呼一个女人。她矮矮胖胖，一口外地客家话，跟着鳏夫彭家庆同居，在村里待了两年。期间，她频繁地离开和归来，没跟别人说过自己的营生，更不聊自己的娘家和婚恋史，让人觉得神秘又蹊跷。

　　“潘冬梅(音)。”一个来小卖部买零食的女孩念了一个名字。我望过去，女孩立马跑出了小店。女人像是被点醒，冒出句“我也不知道”，也匆匆离开。

　　2019年11月22日的午后，接近30摄氏度的气温把村道上的鸡粪烘干。用红布把孩子裹在背后的妇女自然地绕开。头发泛白的老妪大大咧咧地踩上去，把竹凳拖到门前晒太阳。

　　我继续在村里寻访。许多人用戒备或抗拒的眼神打量着我，甚至有人远远看见我就回家关门。两年前，申军良曾面临和我同样的境地。

　　公诉机关指控，申军良11个月大的儿子申聪被抢那天，几人合伙将妻子于晓莉捆绑后强行抱走了申聪，交给了人贩子张维平。张维平以13000元卖出申聪后，其他4人瓜分了10000元赃款。

　　2017年11月2日，人贩张维平在法庭上交代，自己拐卖的9名男孩均由一位叫“梅姨”的中间人卖到紫金县。一次交易结束，梅姨曾带他去见了县里水墩镇黄砂村的一个男人。据他观察，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

　　那年11月底，申军良拿着广州警方根据张维平描述所绘制的画像，和其他被拐孩子的家长来了黄砂村。

　　见人就发，见房就贴。一行四五人，顺着村里南北方向的主道走到头。有的村民紧紧抿嘴，摇头，不说话。有的直接用普通话说不知道、没看到过。

　　远远看见他们一行人走过来，有人紧忙关上庭院里用来围住鸡鸭的栅栏，回到屋里。申军良张贴寻人启事的胶带声一响，吸着烟的老伯立刻用客家话呵斥制止住了他。

　　“水泥路很窄，房子挨得特别紧。村子特别小，人情也很冷漠生疏。我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人家也什么都不问，当我们是透明人。”申军良感觉自己很弱势，打听个人怎么这么难？

　　申军良记得，一天下午他和其他家长正在村里打听。一个老伯给他打电话，用客家话和普通话拼凑出：“你是不是找小孩？”申军良既着急又慌张，费劲地问对方的位置。

　　天冷，老伯穿着外褂，站在路口等。见到申军良一行人，他从口袋搜出一张叠成方块大小的寻人启事。

　　“你们是不是找这个女人？”他问。

　　“对。”申军良屏住呼吸。

　　老伯用手指点点“悬赏10万”四个字。

　　“是钱吗？”申军良话音刚落，老伯就猛点头。

　　“五万，找到梅姨。十万，找到孩子。”申军良说。

　　老伯告诉申军良，画像上的人是彭家庆“老婆”。申军良听得迷迷糊糊，怎么也听不明白“彭家庆”到底是哪几个字，只好拿纸让老伯写。老伯急得抓耳挠腮，写几笔卡壳几秒，歪歪扭扭写下彭家庆的真名。

　　酬金是三百还是五百，申军良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就一个想法——“先买住他”。申军良让老伯继续帮忙打听，用五个手指头反复在老伯面前比划，“找到马上就有(钱)”。

　　天色将晚，老伯用手指向村庄深处，“他(彭家庆)家就在那边”。

　　(二)

　　紫金县黄砂村居住着近220户人家，与另外两个自然村组成了一个行政村——水墩。

　　紧邻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村里的大多数青壮年男性涌去了广州、深圳等地方打工。发家致富的人在城里购置了房产，留下些年久失修的瓦房和被代耕的田地。靠打工维持生计的人，每月寄钱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盘算着攒到钱让老屋贴上瓷砖、装上防盗窗。

　　寻找梅姨的第三天，我又进村了。

　　两个女人坐在桂花树下，对着我手里的两幅画像，你一言我一语回忆起潘嫲。第一张模拟画像里清瘦的脸“一点也不像”。更新的画像里，脸盘更大、鼻头更圆的那个人让她们感到熟悉。她们说，要是下巴更短一点，嘴更厚一点，就更像了。

　　在她们印象里，潘嫲皮肤黄黑，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偶尔在彭家庆家菜地里忙活。有次，潘嫲带了一个小女孩回到村里，别人问起，只说是亲戚养不起给她带的。她们记得，潘嫲一个星期最多有两天出现在村里，总是坐着摩的来回。

　　每当她们记不起关于潘嫲的事情，就会说“你问她老公嘛”。

　　65岁左右的彭家庆无疑是村里最了解潘嫲的人。二十多年前，妻子因车祸去世，他靠做泥水工把四个儿女带大。约十五年前，在别人的介绍下，他与这个自称“潘冬梅”(音)的女人交往。断断续续同居两三年后，“潘冬梅”不告而别，再也没有回来。

　　2017年11月，申军良拿着寻人启事找到彭家庆家，只见到他的儿媳和如今的老伴。那天彭家庆不在家，家人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申军良留下几张寻人启事走了。

　　再去时，老太太告诉他，彭家庆没在家，连屋外不锈钢栅栏的门都没开。申军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悻悻走开了。

　　有天，一名记者带着他找到了当地村委和派出所，两边各派了一个人帮忙协调。村委工作人员知会彭家庆在家等候，警察开着车，载着申军良和记者去了黄砂村。

　　村内没设路灯，晚上8点左右，小山村已陷入漆黑和安静中。

　　车灯照着前路，申军良脑子里一团乱麻。他觉得彭家庆肯定会包庇曾经的“爱人”，烦心该如何发问才能获得线索。

　　籍贯、动向、被拐孩子的下落，彭家庆都答不知道。申军良也不追问，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抛出。问到最后，申军良难以置信，“你们在一起几年你就什么都不知道吗？”

　　“其实我们家都是受害者。”听到彭家庆的老伴说的这句话，申军良生气了，“他们家是受害者，这不莫名其妙吗？”

　　隔上十几天，他就去一趟彭家庆家。见不着彭家庆，他就坐在他家等，没人理也没人赶。他从一个小姑娘那里问到彭家庆的电话。可就算打通电话，彭家庆也不跟他说自己什么时候回来。他离开了黄砂，周转于紫金县各乡镇的学校和闹市寻找儿子。

　　2018年下半年，迟迟没有儿子信息的他住去了水墩镇，隔三差五去黄砂村。村里人告诉他，警方发布的第一张画像与潘嫲不像，彭家庆也这样说。于是，他请求广州增城警方邀请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为潘嫲重新画像。

　　2019年11月，第二张画像在网上传播。“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里两名被拐儿童被找回，画像流传得更广了。

　　11月19日，广东警方接受新华社采访，称经张维平辨认，第二张画像与“梅姨”相似度不足50%，且与第一张画像差异较大。

　　2019年11月26日，找寻梅姨的第五日，水墩村一名村委委员告诉我，自2017年以来，他与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去了彭家庆家五六次，或问询，或让他辨认照片。

　　彭家庆称，潘冬梅“走就走，来就来”，从不提前知会他，也没给他看过身份证。潘冬梅用BB机通话，“滴滴”声一响起，就去小店打电话，彭家庆也不曾听到更多信息。

　　梅姨画像风波后，彭家庆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他称，潘冬梅脸黑、做饭简单粗糙、舍不得花钱。潘冬梅一会儿说自己是韶关人，一会儿说自己是新丰人。在潘冬梅以丢不下女儿、在外面还有生意为由拒绝结婚后，彭家庆断了留住对方的念想，潘冬梅则不告而别。

　　在我登门表达采访意图后，彭家庆抄起摩托钥匙，发动引擎准备离家。

　　他儿媳妇下楼，称“该说的我们已经说了。每天都有陌生人来家里，这样子我们没法生活下去了。如果我家有小孩不见了怎么办？”

　　我走出二十米外，摩托引擎声停了，回头一看，彭家庆已回到了屋内。

　　(三)

　　“仅养紧想(边养边想)，再来一个你又晓囊(会怎样)……再来两个你又晓囊……天降喜，爽哦。你生一个贺一个，生一个贺一个，旺旺旺全都烧旺(全家幸福)。”一曲《招娣》，由来自广东河源连平县的客家乐队“九连真人”唱出。

　　主唱阿龙称，父辈还是有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观念，觉得无论如何，还是得要一个男娃娃。

　　与连平县相距近160公里，紫金县也盘踞着重男轻女的观念。

　　“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当地人最常对我讲起的两个词。“不可能生个女儿叫他去结扎的嘛。”一位村委工作人员说。

　　男孩多，家里人便觉得有势力、讲话硬气，建房动地有人主事，其他村民也不敢打家里菜地或耕田的主意。遇上葬礼，端遗像和灵位的若不是男孩，家里总觉得少了几分脸面。而女儿一出嫁，就相当于外人，娘家的事基本没法帮衬了。

　　一位40岁的妇女坐在太阳底下，一边抖着手中的簸箕，一边从籽粒中挑出掺入的小树枝。

　　她说十几年前，媳妇最少要生三四个孩子。要是第一胎生下了男孩，一家人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有的公公婆婆还会发红包、放鞭炮。那时，不用老一辈勉强，每家媳妇都自觉地想多生男孩。

　　连生女孩、夫妻不孕不育、公职人员受政策管制，一位紫金本地人这样概括买孩子的三类人。他告诉我，由于夫妇没法生养，2007年，他的朋友通过中间人花了四万八千元左右从海丰县买了一个男孩。

　　紫金县南岭镇高新村的钟浩(化名)也是买来的。养母连生了5个女儿后，养父花了四千左右买了他。

　　身份证上，他的出生年月是6月4日。可家里人一直在农历七月二十二给他过生日。因为和家里最小的姐姐出生日期只相隔半年，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并非父母亲生。

　　“没什么问的，反正他们也不会跟我说这些东西。”放牛、割水稻、砍柴，农村小孩不干活会挨打，钟浩勤快，比其他孩子少受了些皮肉之苦。养父虽说沉默寡言，很少表达爱意，但从来没有亏待过他。

　　旱厕、破烂的房屋，艰苦的生存环境让钟浩从小就想着长大要赚钱转运。几个姐姐打工没赚到什么钱，家里没什么存款。养父认为上不上大学没什么差别，初中毕业后，钟浩便早早外出打工。2016年，他给家里盖了新房，成为了最让养父骄傲的孩子。

　　当车房具备、日子越过越好时，钟浩开始向家里人打听自己的来路。

　　养父称，1989年下半年，他跟同样没有儿子的邻居去紫金的一个医院，对接上一个妇女，看到瘦小的他。因为觉得他骨骼纤细、面色也不好，怕养不活，两人不想要他，回到了村里。

　　后来，那个女人跑到村里，将六七千元的价格降为四千元左右。想着可能命里注定没有亲生儿子，他决定买个儿子尝试养活。那年正逢大女儿出嫁，家里人总开玩笑说他拿嫁女儿的聘礼买了个儿子。

　　头一两年，钟浩体弱多病，养父弄来不少中医药粉，才把孩子身体调养好，逐渐抚养长大。除了钟浩小时候必须要睁眼睡觉，养父实在想不起来他与其他孩子不同的地方。

　　钟浩入了打拐DNA数据库，等待着有朝一日与亲生父母的重逢。他还关注着网上寻子的各类消息。去年，他看到人贩梅姨在紫金县活动且讲客家话的信息。他想着，哪天梅姨被抓到，他一定要申请见她，问她有没有拐过自己。

　　寻找梅姨的2年，申军良也收到过不少线索。许多人给他发来“梅姨照片”，可他托对方去打听，年龄、生活轨迹等信息均匹配不上。

　　最像的一次是在2018年冬天，有人告诉他“梅姨”在紫金县附近的和平县帮人算姻缘。他跑去偷拍那个女人，又找人把彭家庆堵在家里，端茶、送水、点烟，把照片给他辨认。他同时联系了增城警方，让还没被执行死刑的张维平也能认认脸。

　　但两边都说不是。

　　(四)

　　申军良仍没有放弃。除了黄砂村，他时常去广州增城区何屋街寻找梅姨——张维平在庭审时交代，每次和梅姨碰面的地点就在这边。

　　2年来，他以何屋街为主线，往何屋街北二巷、四巷等岔出去的小路挨家挨户问。居民们多是回答不知道。有的人会反问他报警了吗，建议他拿名字去户籍系统查，肯定查得到，或者揣测梅姨要不有保护伞、要不已经死了。

　　2019年11月上旬，他再次来到何屋街四巷，站在红色发锈的铁门旁边，照例跟人探听梅姨，说她“就在这附近住过”。

　　“好像住在鸡公山那个地方。” 一个女人操着湖南口音给出新的线索。

　　另一个女人用粤语重复了一遍“鸡公山”，还说自己好久没见这个人了。

　　他感到欣喜，增城警方也告诉他，已经查到梅姨曾在鸡公山附近生活过。再有媒体跟他联系，他都把何屋更正为鸡公山附近，希望能有更多线索。

　　11月28日，寻找梅姨的第七天，我来到增城客运站跟他碰面。

　　从车站往东走两三百米，“鸡公山南路”的路牌下，三三两两围坐着闲谈的人。一位穿红黑格子外套的女人指着我带的寻人启事说，那个人经常去菜场买菜。她一抬手，“过了开满三角梅的斜坡，走过去就能到菜场。”

　　爬到一半，申军良停住了。他从红色塑料袋里摸出寻人启事，取下套在手腕处的透明胶带。牙齿一咬，一贴，几秒钟之内就寻人启事就粘在了墙上。

　　“一般人还练不会。”他边上石梯边说。

　　菜场门口，在小店忙活的女人称前年还曾看过第二张画像的女人。那人在此处来来往往，还曾在这边捡废品。

　　往里头走，鱼腥味、油菜花、猪肉，寻人启事粘上了各类味道。一名卖粮油的妇人接了一张，告诉我们，有个叫阿梅的女人在鸡公山很久，给人介绍婚姻，之前还问过一位卖香婆要不要买小孩。

　　我去找卖香婆时，她正在一间堆满香烛和纸钱的屋子里穿梭。她称第二张画像里的女人经常路过她的店面，会讲客家话。她与这个人并无深交，去年后就没再见过。

　　今年八月，有个女人打电话给她，自称是新丰人，跟经常从她门前路过的女人是亲戚。那个女人想卖给她一个已经会坐的男孩，开价八千块，可以讲价。她以自己有三个孙子为由拒绝。

　　连续三天，对方给她打电话，请她帮忙介绍买家。卖香婆转念一想，自家大伯有个独生子，儿媳生了个女儿就不肯再生。她大伯一听说此事，称自己可以出钱，让她买回来。但她不清楚男孩的来源，害怕陷入拐卖案件，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交易。

　　回到菜场，一名卖蔬菜的老伯称，四五年前，有个经常来买土豆和白菜的女人，和第二张画像有七八成像。一名水果摊贩和一位小吃店老板也称看过第二张照片上的女人。

　　由于许多人说第二张画像上的女人住在鸡公山，申军良往山上找去。

　　从鸡公山东路一直往山上走，房屋越来越密集，路也更窄。三四层的小楼多是大门紧闭。一位坐在堂屋里的男性房东称，十几年前，山上多是外地租户，房东一般都不会看租客的身份证，租客多是临时住户。

　　到达山顶前，有6个年纪较大的人对着第二张画像说“有点印象”。一个年轻妇女说11月初还曾看到她。

　　她反问申军良“有画像还能找不到？人脸识别嘛。”旁边的男人帮腔，称找公安调档案就行，到处贴寻人启事有什么用。尽管之前已经回答几个人类似的问题，申军良再度解释，画像不是照片，没法跟本人一模一样。他不厌其烦地讲完，将寻人启事递给对方，“麻烦多留意一下”。

　　下山的路上，申军良一下子走在阳光里，一下子走在阴凉处。每走过一个拐弯，他就贴一张寻人启事。闯堂风有些急，偶尔把胶带吹得黏在一起。他徐徐撕开，带着一种轻松上扬的声调，仿佛总结工作般，说了句：“这边(梅姨的)线索比何屋强了很多。”

　　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实习生 胡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