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胜利渡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就接到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发来的专电，请他们务必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找到一位名叫谢士炎的人。接到命令后，进驻南京的三十五军奉命迅速到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寻找，最后从监狱的行刑记录上查找到谢士炎等人已于几个月前遇害的消息。叶剑英获知消息后不无感慨地说：“谢士炎牺牲得太早了，哪怕再等个一年半载……”叶剑英亲自过问寻找的人，就是著名的“北平五烈士”之一——中共著名谍报英雄谢士炎，他的传奇人生和卓越贡献传颂至今。

将门虎子 慧胆过人

谢士炎，1912年4月出生在湖南省衡山县。谢家为国民党陆军将官门第，叔伯兄弟中有9人毕业于军官学校，其中6人成为国民党高级军官。父亲谢绍先，民国初期任湖北军需等职务。伯父谢绍安，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得到孙中山赏识，后来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官居要职。少年时期的谢士炎，勤思好学、聪颖过人，崇拜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英雄人物，曾在一篇作文中表达自己要做一个岳飞式的人物的心愿——“尽忠报国斩财狼”，显示了爱憎分明的是非观念和热血激昂的家国情怀。1926年秋天，谢士炎跟随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的伯父来到南京，投考了南京工程兵学校，正式开始了军旅生涯。随后就读于黄埔军校长沙分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第六期步兵科和中央陆军交通辎重兵学校，先后任陆军步兵营排长、交通兵团第一团副连长等职务。1935年，谢士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陆军大学第十四期深造。

在陆大学习期间，谢士炎用心读书、埋头学习，他不仅军事成绩优异，还熟练掌握了英、法、俄三国外语。陆军大学的学习锻造了谢士炎刚毅、果敢的军人性格。日本在侵占东北三省后，继续蚕食华北地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激发了谢士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1938年，他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第八十六军。当时，侵华日军的铁蹄已深入腹地，面对山河沦丧、同胞被蹂躏，谢士炎与广大爱国将士一样同仇敌忾、奔赴疆场，先后任第三战区陆军八十六军第十六步兵师第四十六团团副、代理团长、团长，积极抵御外辱、抗击敌寇，参加了著名的衢州保卫战。

孤胆英雄 铁血逐寇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同盟国为了增强在远东战场作战能力，在我国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扩建、增修空军基地。1942年4月，美军轰炸东京，返航后到衢州、赣州等地迫降，这次轰炸使日本十分惶恐。日本参谋本部为防止美军继续利用中国机场对日本进行轰炸，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摧毁浙赣地区空军机场群的浙赣作战命令，由地面部队予以攻占，进行彻底破坏。中国军队由第三战区司令部针对敌人攻势，采取了积极的对策，坚守衢州及机场，采取诱敌胶着于衢州机场周围的作战方针，意图通过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包围，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金（华）衢（州）兰（溪）是浙皖赣闽四省的咽喉，古有“铜金华，铁衢州”之称。谁控制了金衢兰，谁就控制了全浙、控制了浙赣线。5月下旬，谢士炎所带领的四十六团奉命进驻衢州城，金华、兰溪两城经过激烈战斗后失陷了，衢州成为敌人的主攻目标。这样，衢州保卫战就成为浙赣会战的重要部分，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谢士炎率一团之众与十倍于己的日寇激战，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铁血本色。

谢士炎所在的八十六军是第三战区的主力，他所领导的四十六团战斗力较强，责无旁贷地成为坚守衢州的坚固堡垒。谢士炎在布置战场时，向有经验的部队讨教防御经验和建议，之后发动群众配合防御，增加阵地工事形成纵深防御体系。可惜，在日军发起衢州全面进攻之际，蒋介石突然改变命令，“避免在衢州决战”。

第三战区主力部队随即大部分撤退，仅留下八十六军牵制敌军。6月4日，日军强渡乌溪江，兵临衢州城下，逐步形成合围之势。中国部队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担心后方被日军切断，决定撤离衢州战场，命令谢士炎团作为殿后部队掩护撤退。在谢士炎的指挥下，全团官兵上下一心、誓死坚守衢州城，掩护大部队撤退，与阵地共存亡。日军多次进攻均未得逞，且伤亡惨重，随后用飞机轮番轰炸，炮火集中轰击，并灭绝人性地投射毒气弹，致使谢士炎团官兵伤亡惨重。战至6月7日凌晨，谢士炎率部撤退。此役，全团官兵除阵亡、负重伤被俘之外，无一投降，惨烈程度，可见一斑。日军一位参战的军曹回忆说：“当我们攻进衢州后，‘支那’的军队正在组织撤退，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支那’军的撤退就是逃跑，是没有作战能力的。但这一次我们的经验失败了，据说他们的团长留在最后，这就鼓舞了他们的士气，阻碍了我们的追击，让我们失去了扩大战果的机会。”

谢士炎团以大局为重，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掩护了大部队的撤退。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给予谢士炎高度评价，称他是“壮士有为，能文善武”的一员战将。

武胆雄心 折戟荆楚

浙赣战役后，谢士炎被调至湖北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参谋处任科长、副处长、参谋处处长。因军事素养扎实，又有实战经验，光明磊落，为人正直，他在第六战区被誉为“武状元”。其间，谢士炎遇到了在第六战区第二科担任陆空联络参谋兼管战区外事工作的陈融生。在日常的工作交往中，谢士炎对陈融生干练正直、忧国忧民的性格印象深刻。陈融生也敬佩谢士炎的睿智聪明、抗战爱国的热情。他们之间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完成了很多工作，也结下了深刻的友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谢士炎受命参加芷江洽降。谢士炎在谈判中举止得体、文雅大方，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风采。日本投降后，他被推荐为武汉前进指挥所办事处主任，参与受降工作。不料，他此行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

8月30日，谢士炎到达武汉上任，他身着崭新少将军服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有记者描述：“这天的谢士炎，仪表堂堂，代表了中国军人的高大形象。他言语铿锵，内含着正义必然战胜邪恶；风度翩翩，显示了文武双全的特有气概。”历史已经证明，国民党当局对于日伪占领区的接收，就是一场“劫收”，受降结束后，这一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国民党在接收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贪污舞弊现象。谢士炎上任后，严明纪律、刚正不阿，对趁接收之际发横财的反动军阀及“接收大员”严加抵制，对贪污腐化、抢劫民财者严加惩办。此外，军统特务对进步民主人士的残害，让谢士炎十分愤怒，他给予抵制，并进行抨击。这些行为直接触怒了军统的高层，军统方面开始对谢士炎进行反击，他们散布谢士炎谣言，罗列各种罪状，诬陷谢士炎在受降过程中贪污受贿，说他在受降中接受日方宴请，夜夜笙歌、荒唐无度，还接受当地奸商的别墅、金条、轿车等。在所谓“调查”一番后，谢士炎锒铛入狱。从“抗战英雄”沦为“阶下囚”，谢士炎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这也使得他冷静地回想自己从军以来的一幕幕，他对国民党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亲身体会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腐败和穷途末路，对光明和民主有了更多的向往。在同僚好友的积极奔走下，入狱3个多月后谢士炎终于被释放。出狱后，谢士炎生活拮据，原来的老上级、时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得知他的困难处境，对他发出了邀请。谢士炎北上，担任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长官部高参，后任军务处处长。

忠胆报国 弃暗投明

谢士炎到第十一战区后，虽然重新回到军队，但此时的国内时局，已经被内战的阴云笼罩，国民党派系林立，政治上腐败、经济上恶化，这些现象让他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充满担忧；同时，他收听到了来自解放区的广播，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使他深有感触，就像在茫茫黑夜中见到了灯塔，他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才代表着中国未来的方向。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国共两党就和平建国等问题在重庆进行了多次谈判并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为了给协商创造条件，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随后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中，叶剑英出任中共代表，李克农担任中共方面的秘书长，协助叶剑英开展工作。

此时，一个熟悉的人出现在了谢士炎的旁边，这就是陈融生。他任孙连仲的外事处副处长，但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担负的任务是打入第十一战区，发展内部线索，掌握更多情报。前期的深厚友情和良好合作，使谢士炎和陈融生相聚甚欢，陈融生向他推荐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书籍，谢士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思想日趋进步。

1946年6月，国民党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华北地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要区域，作为军务处处长的谢士炎参与的军事核心工作越来越多。1946年9月，一次军事会议秘密召开，国民党决定进攻中共占领的军事重镇张家口，并制定了相关的战略部署。得到这一情况后，谢士炎心中大惊，因为这个计划与国共军事调停的大局完全相悖，也与国民党口口声声的“争取和平”背道而驰。谢士炎对此感到无比失望和愤怒，他下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寻找中国共产党，投向光明。谢士炎想到了陈融生，断定陈融生就是共产党员。为了尽快把消息送到共产党手中，谢士炎决定采取“破釜沉舟”的办法，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带着手枪直接找到陈融生，开诚布公地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说自己有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要交给中共代表，呈交一份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并说这事要是泄露，两人只能同归于尽。事发突然，陈融生不知真假，只能敷衍答应下来，装作试试的样子，口头答应。陈融生故意让谢士炎去找车，借着这个时机，迅速联系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约定见面。随后两人开车找到徐冰，将这份情报送了出去。这份重要的情报被迅速交到了叶剑英的手中，旋即发报给延安。当时，周恩来正在与国民党代表以及马歇尔谈判，得知情报后，周恩来立即接见美国记者，对国民党进攻张家口的阴谋进行揭露，赢得了舆论上的主动。谢士炎提供的这份情报不仅有拟定的国民党进攻的计划，而且还有谢士炎写的一个反击国民党进攻的作战计划，供晋察冀军区部队参考。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即转发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作应战准备。

鉴于谢士炎所处位置的重要性，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谢士炎利用特殊身份继续在第十一战区开展工作。谢士炎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涿州军事会议，会后将蒋介石对全国的军事部署情况完整而及时地送到领导手中。他经常将重要军事情报送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谢士炎勤奋扎实的情报工作逐步得到了党组织的信任和肯定，他也多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请求。经过半年多的严格考察，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考虑发展他入党的问题，谢士炎也向党组织递交了自传和入党申请书。1947年初的一天，陈融生通知谢士炎，到郊外某地等待党组织谈话，谈话是在汽车上进行的，待谢士炎上车后，惊奇地发现车上等待的竟是中共代表叶剑英，这让谢士炎大为感动。叶剑英对他表示感谢，热情地鼓励他追求光明，还简要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如果蒋介石继续进攻解放区，坚持打内战，最后必将走向灭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赢得全国的胜利。谢士炎表示，以后要坚定地跟着共产党，绝不再为蒋介石政府卖命。叶剑英叮嘱他暂时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利用合法身份，帮助共产党工作。

这年2月，谢士炎在东直门海运仓胡同住处，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叶剑英亲自到场，主持和监督宣誓，入党介绍人马次青介绍了谢士炎的经历和表现情况，谢士炎对着党旗宣誓：“余誓以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

义胆忠心 魂断雨花

谢士炎从一个国民党少将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后，像一把插入国民党心脏的利刃，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这段时间，谢士炎还向组织提供了国民党特务在解放区设立秘密电台及美国为国民党政府拟定的训练特种部队的计划方案。这些情况经李克农等上报中共中央后，有关方面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被粉碎后，国民党政府调整了军队序列，第十一战区官邸被撤销，改为保定绥靖公署，指挥部被迁往保定，谢士炎被任命为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随指挥部调往保定。临行前，谢士炎专门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指示他前往保定，独立作战，非万不得已不得暴露身份。他利用身份在国民党军界高层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并被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在保定绥靖公署，谢士炎一直是该署主任孙连仲智囊团——设计委员会重要成员，出席每次重大军事会议。他利用自己的有利身份，先后化名谢天纵、刘福，同打入敌人内部的其他同志紧密配合，利用电台或亲自送交，为我党我军提供一份又一份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为华北、华东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就在谢士炎尽心尽力为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1947年9月，发生了“北平谍案”震惊国民党当局。原来，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在侦破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电台，并将重点放在北平。一天，国民党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非常活跃，但是一直不能确定准确位置。军统挨户夜查，在京兆东街24号发现密台，总台全体工作人员被捕，发报工具及未销毁的电报底稿均被查获。李政宣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我党在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等地军事情报系统的许多重要线索及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并声称在叶剑英处见过谢士炎。敌特调阅谢士炎曾起草的作战计划，发现与署名“刘福”的电报底稿笔迹相同，由此推断出谢士炎为中共秘密工作人员。谢士炎暴露了，随即被敌特机关逮捕。最初被禁于北京炮局监狱，后被押送南京。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丁行，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兼作战科科长朱建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部二处少校情报参谋石淳，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上尉情报参谋赵良璋。

蒋介石对于破获这次案件极其震惊，严令彻查此案。在狱中，谢士炎等受到严刑拷打，历经种种折磨，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谢士炎在狱中凛然正气，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同难友团结战斗，为监狱的同志争取权利。在谢士炎等同志被捕后，党组织和一些亲友多方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失败。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极为惊恐，恼羞成怒，便旧案重提，再次追究搁置了一年多的“谢士炎泄露军机”要案，亲自下达“处决令”。1948年11月19日，南京城西江东门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五位潜伏于国民党内部的谍战英雄被枪杀。行刑前，五位英雄大义凛然、高喊革命口号，表现了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被称为“北平五烈士”。行刑前的谢士炎，挥笔写下遗书：“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这首诗成为他弃暗投明、报效祖国的最好见证。次日的《大公报》报道五烈士牺牲的消息时写道：“行刑前，谢等大声喊闹，声达墙外。”

毛泽东指出：“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战斗在敌人营垒中的谢士炎和他的战友牺牲在黎明前夕，虽然没能看到祖国的解放，但是共和国的旗帜上永远闪烁着烈士们血染的风采！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些为新中国默默付出的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将五位烈士的遗骨迁至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将他们的英名镌刻在汉白玉石碑上，世世代代为后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