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非学历培训机构成猥亵儿童案件“重灾区” 检察机关建议：厘清谁是主管部门 负起监管责任

本想让孩子通过校外艺术培训多学一点儿东西，结果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江苏苏州的陈女士怎么也没想到，女儿诺诺（化名）在培训学校里竟遭老师长期猥亵。

纵观苏州市检察机关近年来办理的性侵害案件，发生在校外非学历培训机构（包括非学科培训机构和私人补习班）的猥亵儿童案件不在少数：2019年至今共办理13起，涉及24名未成年受害者。为此，检察机关建议，除了开展自护教育、法治教育、亲职教育、强制报告外，还要尽快厘清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主管部门，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规范此类机构健康发展。

校外培训遭性侵害 受害人呈现低龄化

两年前，刚上幼儿园中班的诺诺来到一家棋类培训机构学习围棋。“上了没多久，老师就让她当小班长，孩子很开心，回家后还不停翻看老师奖励的小卡片。”陈女士回忆道，但没想到孩子希望得到老师认可的心理会被心术不正的孙老师利用，他多次利用上课机会对诺诺实施猥亵。随后，陈女士选择了报警。

“得知该案后，我们曾三次提前介入，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据苏州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晓丹介绍，该案发生在近两年前，所有的客观证据已经灭失，仅有被害人的陈述，证据显得单薄。后以最高检相关典型案例为指引，检察官多次与公安机关会商如何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构建证据体系，通过收集客观性证据和电子信息提取，不断完善证据链。

今年4月23日，公安机关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孙某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对该围棋培训主管部门发出风险提示函，暂停孙某教学工作。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孩子被侵害，受伤的是整个家庭。尤其是面对孩子“老师是不是坏人”的追问时，陈女士满心自责，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为此，检察官与心理咨询师团队多次对其进行疏导。通过多次心理疏导，陈女士已渐渐走出阴霾，如今她开始思考，如何教育女儿在未来的日子里学会自护。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的性质属于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根据培训内容可以分为学科类培训（语文、数学、英语等）和非学科类培训（艺术、体育、科技、研学等）。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苏州市检察机关办理的13起猥亵儿童案件，8起发生在“一对一”培训期间，占比61.5%。

一位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负责人介绍，学科类培训大多是集体课，孩子们在一起学习、听课，但对于艺术类的培训，家长们为了追求学习效果，热衷于“一对一”培训。“一对一”培训形式确实有其优势，但在私密且封闭的空间里，小孩也更容易遭遇性侵害。

“有些‘一对一’培训的小房间里，既无摄像头也不允许家长陪同，这种封闭的环境给实施性侵害提供了空间便利。”朱晓丹说。

在24名未成年受害人中，5名是男孩，19名是女孩；年龄在5岁至10岁的16人，10岁至15岁的8人。“我们经调查发现，10岁以下的学生接受非学科类培训较多，这些被猥亵的受害人呈现低龄化，有的甚至是学龄前儿童。”朱晓丹说。

朱晓丹坦言，此类案件办理存在发现难、取证难、指控难、修复难等问题。嫌疑人实施猥亵行为持续时间久、作案次数多，有的甚至是一两年后才被发现。有的受害人因为年龄小不懂怎么说，有的因为受到威胁不敢说，致使嫌疑人有恃无恐、屡屡得手。性侵害案件隐蔽性强，从第一次作案至案发，往往时隔数月甚至数年，DNA、监控录像等客观性证据容易灭失，指控难度增加。追诉效果不理想，给家庭和孩子造成的身心创伤也难以修复。

培训机构野蛮生长 监管空白不可忽视

早在2018年，教育部、民政部等四部门曾联合发文，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整治。为此，朱晓丹专门走访教育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后发现，当时主要目的是给孩子们减负，并没有涉及这类机构的管理问题。在这次专项整治中，高新区经过摸排确定当年的培训机构总数为378家，其中非学科类机构约250家。截至今年10月底，非学科类机构数已增至400多家。

需求大、门槛低、利润高，导致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快速增长。据相关教育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有的KTV老板都来搞培训，在这个“人人都敢开培训班的年代”，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在繁华商圈、黄金地段办得热火朝天。

据介绍，学科类培训机构及其授课老师要纳入国家统一的平台进行监管，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无需教育部门审批，但培训场地房屋质量及消防安全等，需要受到教育部门监督。

2018年，国务院曾出台《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提出“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之后，多个省份的行政部门发文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可直接向企业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从江苏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术、体育、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设立，是不需要教育部门审批的，只需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企业法人登记。”朱晓丹说，因此，该类培训机构从业者的学历、资质、违法犯罪情况等无法被实质审查，导致从业人员鱼龙混杂、素质参差不齐。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不仅仅要做到不缺席，更重要的是要推动全社会形成共识，明确各领域主管，形成保护合力。”朱晓丹说，除对此类犯罪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外，检察机关还应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探索，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督促学校、培训机构完善校园性侵安全防范机制；通过开展亲职教育和强制报告制度，让更多家长重视孩子的性教育，让苗头性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制止。

同时，朱晓丹建议，尽快明晰标准制定规范，明确此类机构的监管“责任人”，将其统一纳入到民办非学历教育的监管平台中，加大对擅自办学、无证经营、非法经营、师资师德的查处力度，畅通举报渠道。

在采访中，有的家长还建议，要全面摸排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并要求培训场所监控全覆盖，特别是“一对一”培训场所，以便家长及时、全面地掌握培训情况。

“我们应该重视师德教育和考察，提高入职审查门槛，将师德评价纳入到机构年审中，实行一票否决制。”朱晓丹建议，建立国家层面的“性侵违法犯罪记录查询系统”和禁业“黑名单”清单，使师德评价机制建设落到实处。（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檀杉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