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特别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作用。这些年来，浙江大学倡议发起了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与浙江省共建之江实验室、与上海市共建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联手繁星公益基金在上海设立繁星科学基金……在长三角科创版图上，浙大表现活跃，串起了高校、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

以繁星基金为例，今年3月，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和繁星公益基金签署捐赠协议，设立“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此基金则由浙大校友、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及其创始人团队发起，首期1亿美元捐赠资金，用于“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三个创新实验室的科研项目。

繁星科学基金有一个关键词：基础科学。基础科学就是科学家，也是繁星的诗和远方。为什么国内外越来越多有企业背景的基金会投入到了基础科学？基础科学为何需要基金会的介入？

以往的科学经费的构成无非有三种：政府、企业和基金会。相对来说，企业捐助更加倾向于应用科学，企业在捐赠见效周期更漫长的基础科学时，必须考虑股东利益。也正因为此，更为市场化，相对更敢于冒险和创新、可以更多立足长远的基金会捐助正日趋成为当代科研经费来源的必要组成部分。基金会捐赠的去向更多地取决捐赠者本人，使得它能填补政府经费和企业投资资助之间的空隙，使各类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都有获得充足经费的可能。

在全球范围内，科研的基金会模式可以追溯到1953年。这一年，美国传奇企业家霍华德休斯创立了HHMI，也就是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霍华德休斯据说是漫威电影《钢铁侠》的原型，正是因为HHMI，这位曾创下环球飞行纪录的飞行员、好莱坞大牌制作人、冒险家、航空公司大亨、美国首位亿万富翁，又多了一项令他更持久对这个世界施加影响力的头衔：科学慈善家。时至今日，HHMI基金的资产已超过200亿美元，是全美第二大慈善机构，累计资助的科学家超过250位，其中20位以上获得了诺贝尔奖。

1996年，美国企业家凯克在夏威夷捐助修建了两台天文望远镜，也就是全球最大的望远镜之一的凯克望远镜。

在凯克望远镜的镜头中，可以看到夜空里的漫天繁星，或许也会想起文森特梵高的那句话，“我不知道世间有什么是确定不变的，但我只知道，只要一看到星星，我就会开始做梦。”

事实上，不仅是繁星，HHMI的宪章也曾规定：“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应促进人类知识领域内的基础科学和有效应用、造福人类。”当越来越多的政府力量、大学、企业加入到基础研究的领域，这个领域给世界带来的改变，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

关注人类的命运与未来，这句话知易行难，繁星模式或许正走出一个新的方向，在这其中，大学的角色是具体执行的落地平台，而繁星的角色不仅仅是一捐了之，更有长期支持、定向捐助、长期跟踪、引入市场化机制等全新的理念。

曾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曾讲过富兰克林的一个故事：18世纪，一位贵妇人参观富兰克林的实验室时说，“您做的这些工作有什么用？”富兰克林反问：“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

类似争议将永远存在，现代社会也不能强求公众去厘清基础科学的种种伟大。但好在，有繁星在，有科学慈善家在，有大学＋慈善基金的新模式在，他们的出现，让我们不用去过多担心以上的争议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和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