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要“进城”，我们怎么办？

本报记者杨金志、董雪、王默玲

当荒野中的野生动物进入人类栖息地，甚至是车水马龙的城市，我们该怎么办？

近期，15头亚洲象一路北上进入昆明市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闯入村庄，一丘之“貉”在上海一些小区“落户”。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得不思考：野生动物“进城”有哪些新动向？两者如何共存？记者走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探索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王放教授团队，一起寻找答案。

城里来了不少“动物居民”

在上海，一场关于“动物居民”的调查正在进行。12个调查区域、300个红外相机专门为野生动物而设，在上海市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王放团队希望通过一两年的跟踪观察，得到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示范方案。

“城市里的野生动物，不只是保护那么简单。”王放研究发现，部分野生物种在城市的数量快速增加，分布范围也在扩大。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貉为例，2015年，上海在40余个小区发现了貉的身影，到2020年，上海有貉的小区数量达到150余个，增长超过2倍。

“动物居民”增多后，人与动物的接触和冲突相应增多。研究表明，每公顷的貉在2只以下时，人们几乎不会感受到貉的存在，但当这一数字超过5只时，就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据统计，2020年，上海12315关于野生动物扰民的投诉达到千条左右，其中有人被貉的排泄物和噪声困扰，也有人被貉惊吓。除了貉，市民还对于蝙蝠的存在感到不安，2021年又出现了针对赤腹松鼠毁坏花园等情形的投诉。

与此同时，貉的习性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从独居到群体活动，从昼伏夜出到昼夜都活动，从怕人到主动接近人。“最大的改变是它们对人和人类世界的态度。”王放说，“貉过去隔着三四米远看到人马上就跑，但如果出现主动投喂等行为，它们会主动追着人要食物，也有可能惊扰到老人和儿童。”

貉在上海的变化，与野生动物在全球其他城市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王放举例说，“比如欧洲的赤狐、美国的美洲黑熊和浣熊，都呈现出了快速城市化的特点，貉的变化方向是我们能预料到的，但变化速度之快让我们吃惊。”

它们为什么会“离家进城”？

野生动物为什么要离开原本生存的环境进入城市？王放认为，野生动物的世界处在快速变化过程中。上海的貉出现明显变化，西双版纳的大象一路“象”北，南京的野猪冲击奶茶店……为什么是这个物种在这个城市出现？随机因素占的比重很大，但值得关注的是，随机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迁移是野生动物的本能需求，没人能把野生动物限制在保护区里，动物迁移目的包括但不限于食物、水源、配偶、躲避天敌、寻找更好的栖息地。

“然而大家容易忽视的是，当栖息地变得破碎之后，很多动物失去了迁移的机会和迁移的能力，再次恢复迁移行为往往需要几十年去探索重建。包括亚洲象在内，很多物种都在经历这个过程中，它们会试错、会冲突、会跑到看起来‘不该去’的地方，但是这些过程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王放说。

其次，相比于荒野和城乡接合部，城市环境的恢复速度更快。截至2020年底，上海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高达40%，不仅有大面积的森林和湿地，还有街心花园、口袋公园等小而美的生态区域。这时候，城市会像一个热点，把周边的动物吸引过来。

最后，城市的环境给一些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貉、松鼠、黄鼠狼等动物的生活方式非常灵活，它们善于根据城市的特点调整，城市里没有天敌，只要能适应城市生活和人类，它们就几乎不会遇到威胁。

如何在冲撞中共存？

野生动物“进城”，城市居民会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好奇，到不满，再到各退一点逐渐习惯，城市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会形成新的秩序，人们离生物多样性也会比以前更近一点。

王放认为，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对野生动物的了解和对城市管理的研究。在过去一年里，王放团队在上海开展广泛研究，基本掌握了貉在城市里的变化，除确定每公顷数量阈值外，还建立栖息地模型进一步分析驱动野生动物发生变化的机制。

“我们发现，貉不需要大片的森林和绿地，影响它们分布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灌木丛和水源。它们还喜欢中小型的公路，白天公路上车来车往，夜里就成了动物们的‘高速通道’。”赵倩倩是王放团队的一员，她前前后后共为5只貉戴上有定位等功能的颈圈。

在不妨碍社会正常运行的情况之下，城市野生动物的多样性是需要保护的。截至目前，各地政府和市民都对野生动物“进城”保持着很大程度的容忍，不仅帮助闯入村庄的东北虎回归山野，还承受了大象“观光”造成的数百万元经济损失。

但也不排除必要时采取适当的干预举措。据王放介绍，2020年7月，上海市一个小区的数十只貉群体性行为失常，造成很大干扰。为此，上海市开出了第一张野生动物狩猎证，将小区内的貉捕捉后安全转移到了野外环境。

王放还表示，解决野生动物“进城”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做好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保留城市缓冲带，尽量减少野生动物与城市的直接冲突。

“城市首先是人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城市野生动物管理永远没有最优方案，冲突会一直存在。不管多好的制度，都需要持续调整，进行可持续地管理。在这方面，上海等城市做出了大量探索，经验异常珍贵。”王放说。 (参与采写：刘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