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热议网络暴力造成“社会性死亡”——
避免“人人自危”，尚需系统法律规制
本报记者 卢越
“受害者因网络暴力被宣告‘社会性死亡’，甚至极端事件，令人痛心。”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建湖县天和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鲁曼，谈及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网络暴力事件时如是说。
网络空间里，“按键”伤人何时休？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将关注视线放在遏制网络暴力的话题上。
“社死”对当事人是“天大的事”
“‘社会性死亡’对当事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情’。”2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天，最高检发布指导性案例，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入选。
这一案件曾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也再次引发代表委员热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施暴，但在网络上却可能成为施暴者。”鲁曼代表说，“在网络暴力中，受害者通常无法逃避他们遭受的辱骂和骚扰，一些影响甚至比传统暴力行为表现得更强烈。”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人均每周上网28.5小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开展的“青少年网络安全研究”调查数据显示，17.4%的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遭受过网络暴力。
“目前，网络空间中存在着形式多样的网络暴力，侵犯了网民的名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和安全，尤其是影响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党委书记王学坤说。全国劳动模范、国网浙江诸暨市供电公司何贝谈到，甚至有网民恶意抹黑劳模创新成果，影响社会对创新创造的正面评价。
全国人大代表、航空工业陕飞部件厂铆装钳工赵平今年带来《关于预防网络软暴力造成人身伤害的建议》。“不管是‘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还是‘祖孙照被造谣老夫少妻案’，被造谣诽谤的对象跟被告人根本不认识。”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到这样的侵害。如果人人自危，安全感就降低了。”
网络暴力尚无系统的法律规制
王学坤委员调研发现，部分媒体和网络平台的社会责任感不强，一些媒体和平台为了流量利益而追求“眼球效应”，发表不实报道或者片面报道，网络平台的审查不严格，这些都为网络暴力推波助澜。
王学坤委员今年带来《关于专门制定反网络暴力法的提案》，建议采取专门化、体系化的集中立法来应对网络暴力。
这也是鲁曼代表今年的建议。她认为，要通过专项立法进一步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治安处罚及刑事责任，并提高全社会反网络暴力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
2013年，两高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回应相关情况，明确了入罪标准。我国民法典、刑法、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对网络暴力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有代表委员认为，这些规定还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不同法律的法条之间也缺乏协调衔接，难以应对复杂的网络暴力问题。
“目前网络暴力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协副会长周世虹介绍，“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暴力是不受法律制裁的。如果施暴者在实施网络暴力的过程中其手段构成了违法，比如侮辱、诽谤、寻衅滋事等，那么依然可以将网络暴力分解成其他的违法现象和违法行为，对施暴者予以惩处。”
周世虹委员认为，短期内制定并出台一部网络暴力法不太现实，但可以制定相关条例，或者在其他法律修改的时候，加上与网络暴力有关的内容。
典型个案彰显司法机关惩治违法的决心
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魏世忠看来，针对网络暴力，在具体实践中存在违法成本低、执法和维权难度较大的问题。他建议，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强化互联网平台责任，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网络暴力行为纳入公诉案件范围。
当前在互联网背景下，情节严重或者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诽谤案件有大量证据存在网络上，依靠公民个人力量取证维权十分困难。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也提到，公诉能更有效地惩治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网络诽谤行为。他谈及“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表示，该案在公诉环节，整个取证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最后形成案卷18卷、光盘76张，“司法机关依职权取证，才能有力有效保护被害人权利，也可以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成本”。
“网络信息的传播离不开网络平台，因此要先从规制网络平台入手，应在法律中明确平台的事先审查责任。”鲁曼代表说。
周世虹委员认为，网络暴力也暴露出当前对网络平台监管的不足。尽管目前我国刑法、民法、行政法中都有关于网络监管的内容，但是缺乏操作性、针对性以及时效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也持相同观点。“有关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能立案的公安部门要尽量立案。要做到平台管客户，政府管平台。”他说。
“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发生后，各地检察院陆续对一些网络诽谤案件直接提起公诉。在贾宇代表看来，这是向全社会宣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也彰显了司法机关加强互联网法治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