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孙 凤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管 健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教授
孙应帅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万国威 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民论坛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人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发生了哪些改变？
管健：心理学将思维方式分为固定型思维方式和成长型思维方式，前者常常认为事物一成不变，因循守旧，习惯于消极应对；后者思维方式灵活，拥有积极的思考方式，拥抱挑战，善于从改变中获得进步和成长。经历了重大疫情之后，人们会在思维方式上越来越多从固定型转化为成长型，从创伤中获得成长。创伤不仅仅是担忧、恐惧、焦虑、思虑，还可以是希望、契机、拐点、成长、机遇，创伤后的成长会带来韧性、乐观、凝聚力、意义感。积极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在和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生命境遇抗争之后，反而可能会发展出比原先更高的适应水平、更好的心理功能和更顽强的生命意识，就像身体通过锻炼才能长出肌肉，才能变得强壮一样，历经疫情的创伤，人们有可能获得一种“心理抗体”，能够更好地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幸作出准备，使创伤后障碍变为创伤后成长。
具体而言，人们会在以下方面获得改变。一是改变自我的认知：经历了挫折或伤害，人们会发现自我应对困境的能力显著提高，也更能相信未来遇到更多困难时有能力去处理。二是改变对他人关系的认识：疫情期间长时间居家相处过程中使人们切身感受到与家人关系的亲密性十分重要，也意识到丧失亲密的人可能是一件多么迅速的事情，从而更加珍惜与他人的关系，重新找到曾经可能被忽视的人际支持系统。三是人生哲学的改变：会对人生中的优先等级次序进行调整，对人生意义有了更新的判断，更能从平凡意义中获得价值，寻求人生意义感增强，也将对自然和生命充满敬畏之心。四是增强对于国家的认同。心理学研究显示，越是危难时刻越会激发群体内在强大力量，凝聚共识，共克时艰。战“疫”过程普遍增强了国民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对国家体制、国家制度、共同体命运有了更深切的认知，进一步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怀，坚定了道路自信，以及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信心。
孙应帅：引发全球公共安全危机、社会治理危机、经济发展危机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造成了一次重大冲击，引发人们对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一次集体反思、回归乃至重塑。一方面，在思维观念上经历了由注重“外在利益”向更重“内心需求”转变，由注重“外在评价”向更重“内心感受”转变。疫情的冲击使人们发现，房子、车子、票子这些外在的追求，补足了虚荣的“面子”却失去了生活的“里子”。对于“生活”而言，“健康”是第一位的，“亲情友情爱情”也是排在前面的，“钱有了人没了”到底比“人活着钱没了”更不值得。由此，人们得以认识到“有钱有面”不如有健康安宁的简单生活、“多车多房”不如有亲友陪伴相助的快乐生活，在物质追求之外，学习、阅读、静思等精神层面的追求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伴随国家“以人民为中心”和经济、社会与人都要全面发展思路的转变，由外攀向内省、由物质追求到精神追求，人们将更加趋向反思和转变并重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另一方面，和平年代的集体观念、英雄观念、奉献精神和职业操守得到重塑。在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广大军人、警员、保安闻令而动、尽职尽责，体现出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团结力和凝聚力，体现了“全国一盘棋、劲往一处使”集体主义精神。由此，和平年代的集体观念、英雄观念得到重塑，走上战“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塑造了新时代的英雄形象，留守家中的妻子或丈夫同样展现了新时代的奉献精神，14亿中国人在各自平凡岗位上坚守、勇于担当、默默奉献，展现出国家、社会的强大力量。
孙凤：疫情改变了人们对于幸福的认知，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重新审视什么是幸福的来源。众多研究显示，疫情发生前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更多集中在物质需求方面，特别是更多关注财富的积累，以及与他人相比在物质因素方面的优越感。新冠肺炎疫情有助于我们认识健康在幸福中的作用，疫情期间，好好活着、身体健康变成了人生的要事，钱没了还有机会赚，东西没了还有机会去买，可是健康没了一切都没了。疫情带给人们重新发现生活真谛的能力，粗茶淡饭是幸福，平平淡淡也是幸福，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幸福。
疫情发生前人们在精神追求方面更多关注自我成功和自我实现，而疫情期间人们在情感需求方面，例如亲情、感恩之情和同理心则变得更加强烈。一是对自己家人、亲人，以及所有你牵挂的人和牵挂你的人的感情更加浓厚，希望他们都健康平安；二是对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快递员、社区工作者、公安人员和科技工作者等的感恩之情，他们被称为“最美逆行者”，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的负重前行，保障了我们岁月静好的生活；三是感受、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情感方面的同理心在增强，这是在疫情期间人们愿意自我隔离、愿意进行慈善活动和捐助财物的基础，人们将同理心化为互助和集体行动，例如海外学子通过全球采购和捐赠医护用品，为疫情防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是由于中国社会成员广泛的同理心促成了抗疫期间“万众一心”的集体行动，这是中国抗疫取得成就的深层文化因素，也是我们最终战胜疫情的重要保证。
万国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使得各地普遍提升了应急响应预警等级，部分地区还进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这在给广大民众的复产复工、交通出行、医疗诊治、就学择业及节假日消费等领域带来诸多不便的同时，也使得民众深刻感知到重大疫情灾害的破坏力及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在战“疫”过程中，国民对于中华民族合力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凝聚力、共识性和自信心空前高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防范重大风险时的制度优势表现出强烈的认可。同时，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体系在疫情期间表现出了良好的制度韧性，各个社区在外来人员管理、物资配送、防疫消毒及特殊家庭监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众自觉自主自愿参与社区治理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和行动明显增强。
人民论坛记者：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行为方式带来了哪些改变？如何评价这些改变？
孙应帅：疫情使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养成了一些新习惯、新礼俗。疫情使人们认识到，人在自然面前不应妄自尊大，要与自然、动物的和谐相处，要注重环境保护、不能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甚至肆意干扰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在卫生习惯上，养成勤洗手、戴口罩等生活习惯，将围餐吃饭方式转换为分餐制，推广使用公筷，餐馆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超市不再免费提供塑料袋，强制推行垃圾分类等，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和适应。在交际礼俗上，有人提出从西式握手礼重回中式作揖礼，不遵守防控检疫要求出行等违规行为被追责，不戴口罩逛超市、打喷嚏不捂口鼻等行为遭到网民的一致谴责，也显示出在集体生活中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良俗，将成为新社会新文明的一部分。
管健：人们对于健康的诉求和意识明显提升，卫生习惯急速加强，合餐制将走向分餐制，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将被改变；在自我提升方面，终身学习深入人心，碎片化时间学习提升，斜杠青年从娱乐性到刚需化，从活在当下到居安思危，工作技能不仅深度挖掘还需交叉延展，加速复合型人才成长。在社交行为方面，线上社交改变人际关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建议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人们转战线上，反而加剧了交往频次和交流密度，非但不妨碍人际关系，还有助于更加密切的往来。分布于不同地区，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视频会议、网络会谈相聚线上，增加了联系的紧密度。人们也将越来越熟悉并接纳新的沟通方式，基于在线平台的成熟化，人们将乐于并安享在线互动、远程交流。
孙凤：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是饮食习惯的改变。疫情发生前，共同进餐在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饮食服务的社会化和专业化也为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而疫情期间，人们的饮食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据众言研究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中国人习惯的养成率调查显示，看新闻（62%）、自己做饭（60%）、吃蔬菜/素食（58%）、吃水果（56%）和看电视（52%）的习惯养成率排列在前五位。80后和90后这些过去习惯于在外就餐和点外卖的人群，在疫情之下养成了自己买菜做饭的习惯。其中80后自己做饭的习惯养成率为65%左右，90后中则有56%的人养成了自己做饭的习惯，这些人中表示会在疫情之后继续自己做饭的比例为66% 。这些习惯的养成显然对于保持身体健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在精神食粮的供给方面，疫情时期网络空间形成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对人们的文化娱乐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网上图书馆、网上博物馆、网上展览馆、网上剧场、网络科普等的使用，均构成了疫情期间丰富多彩的文化供给；又如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影视等，增强了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一些个性化的短视频，通过秀才艺、秀装扮、秀技能、秀学识等，对消费者的示范和习惯的影响较大，短视频记录的一些碎片化和拼图化的生活场景，聚合了疫情期间普通个体的生活瞬间，以其丰富多样的视角合力记录这个特殊时期的风貌。
万国威：新冠肺炎疫情在八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会增加失业率或降低部分人口的收入及存款，消费主义的倾向将得到遏制，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为主的消费策略将在短期内成为更多民众的选择；二是疫情的冲击可能会增强民众对于稳定就业形态的追求，产业和行业原有的人才吸引格局将会发生逆转，部分风险性较高的行业可能面临人员流动性增强或人才匮乏等问题；三是公民参与意识的提升将有利于中国志愿服务精神的引导，民众对于社区建设的关注可能会加快现代化社区的建设；四是民众对新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将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大数据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中所扮演的角色将得到更多民众的青睐，但网络空间的公共治理难度随之也会显著增加；五是民众对于个体及家庭健康的关注力度将会空前高涨，健康的生活方式将被更多民众所推崇，医疗保险参保率和健康项目的投资将会快速提升；六是民众对于城市治理能力将具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及流向管理能力更好的城市将成为大概率事件；七是国外应对疫情的乏力可能影响民众境外就学就业的积极性，海外留学人员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尖端人才归国比例将会有所增长；八是疫情重灾区民众尤其是亲眼目睹家庭成员在疫情期间去世的民众可能会存在潜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特定地区需要积极做好灾害重建过程中的心理疏导工作。
人民论坛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人们当前乃至未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哪些影响？
孙凤：疫情期间，全民开启了“宅”式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相结合所形成的“云生活”和“云文化”，对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就业、教育、医疗、交通、家政服务和文化等领域产生更为深远的应用。一是就业方式产生变革，虚拟办公成为可能，视频会议和网上合作等有了技术支持。二是传统商业模式不断升级，推动电子商务和移动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第三方支付为电子商务提供了保障。三是催生了新型的共享经济模式，以云媒介为核心，以用户之间的参与、互动和分享为基本特征的共享经济模式，打通了产供销环节，无论是从供给侧还是从需求侧均为经济发展输送了强大的动能。
孙应帅：发展新方式、新常态、新基建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产业化布局、逆全球化浪潮、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使旧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促进经济新常态深入推进。以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领域为龙头的新基建将促使传统产业向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而深刻改变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
从企业层面来看，疫情加速和巩固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腾讯会议、钉钉网课等着力发展线上项目的企业在疫情期间迎来发展契机，轻资产、转型快的企业在疫情冲击下展现了更好的适应能力，而旅游、餐饮、影视等受冲击严重的企业通过网上预约、网络订餐、线上首播也挽回了部分损失，一些知名企业的高管乃至老总等加入了“直播带货”的潮流，这也预示着未来企业的战略转型，只有迎合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才能“适者生存”。
从个人层面来看，疫情期间不少小微企业倒闭、中小型企业乃至大企业裁员，而李佳琦、薇娅等个体靠直播致富，彰显了实现个体价值和就业方式将更加多元。真正有能力的个体、有价值的产品，无论处在什么岗位、通过什么平台，最终都将实现自身的价值。近期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拟新增10个新职业，包括互联网营销师、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等新职业，也彰显了数字化营销、社区物业、在家办公等就业、工作新观念。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将全面转变人类社会的思维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而这也预示着，人类交往的世界化、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此外，个人与集体将在平衡发展中促进“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曾说，未来代替那“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过度强调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导致金钱至上、自我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治理失能、生态危机，此次疫情暴露了其软肋。人作为社会群体生活中的一员，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其他人群；人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也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其他生物。因此，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的这个底层逻辑关系中，只有重塑个人与集体的平衡、局部与整体的协调，才能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既“自由”又“联合”的理想状态。
管健：生产生活方式方面，将有重大改变。数字化、智能化生活迅速到来，数字技术将进一步融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智能制造、在线生活展现出强大的成长潜力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物联网+互联网”支撑人们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疫情对于经济发展展现巨大机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生产业，云端教育、在线医疗、数字娱乐将成为生活常态，“无接触经济”时代加速到来；疫情将撬动并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迅速推进借助大数据、人口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进行有效的基层管理；疫情也将进一步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将得到进一步强化。经验和历史昭示我们的是，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人类前进的脚步从不停歇，无论逆境还是顺境，化危为机是必然路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正是善于在危机中反思与进步。疫情让我们学会不仅可以向阳而生，也要适应逆风而行。
万国威：疫情期间，大数据技术在防疫救灾、物资调配、兜底保障和基层治理等领域发挥出的积极作用被民众所熟知，现代信息技术不但提升了公共服务的便捷性、精准性和即时性，也广泛参与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工作与学习过程中，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型互动模式。同时疫情也对经济造成了不利冲击：国内外市场需求低迷、农资产品物流体系短暂中断及特色县域服务产业的停滞使得部分民众面临失业或隐性失业风险，部分外向型企业、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潜在压力，劳动力转移困难、部分扶贫项目的暂停和基层防疫任务的艰巨也使得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难度显著增加，兜底保障人口的日常生计及增产增收受到严重影响。在民众认知与行为领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亟需在政策上予以高度重视，如部分民众危机感增强、特定人口心理创伤问题或因疫反贫风险等都有赖于有效且持续的公共政策部署。与此同时，部分领域仍然存在转危为机的改善空间，例如中国社区治理能力的增强、公民参与意愿的提升和民众对于健康事务的普遍关注等都会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从本质上看，无论哪种形式的改变，背后都体现出民众对于此次疫情危机产生的损失和教训的深刻反思，体现出国民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正在逐步变高，体现出民众自由选择美好生活的意愿和能力正在逐步增强。这既是对中国各级党政机关在疫情期间严格高效管理举措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希冀。作为受疫情影响深重的国家，中国能够短时间内有效管控疫情并重启经济社会发展非常不易，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对民众生产生活、认知行为所造成的潜在影响并不会在短时间内自动消弭，仍需不断在政策上予以评估和跟踪。我们希望，各级党政机关能够在珍惜此次疫情阻击战所取得成果的同时，真正吸取疫情期间公共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并通过治理能力的提升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论坛记者：常妍、李一丹、韩拓、贾娜 采访整理）
原文责编/银冰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