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四五”新布局引发世界热议。26日至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中国未来5年乃至15年的发展擘画了蓝图。

“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张张时间表路线图前后相续、有机衔接，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战略部署。工农业建设、科教兴国、创新发展……在时代命题的转换中，中国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也让“五年规划”成为各方解读“中国之治”的重要索引：为什么中国选择以此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又如何支撑了这一制度的有效运行？

中国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传统，“思而有备，行而有成”更是一种深刻的民族文化基因。自古以来，在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条件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的大国，无论治世安民，还是抗灾御敌，都需要举众人之力求长远之功，都需要从整体角度出发统筹协调纵横捭阖。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仍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人对“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高度认同，对“大势”“大局”“大计”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借鉴传统、科学谋划，以“五年计划”的制度设计打开了发展新局。周密系统的长远规划，不仅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也让中国穿过了几十年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风雨雨，一步步稳健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这个道理不光中国人明白。但为何只有中国充分释放了“规划红利”？依靠的还是我们独特的制度优势。众所周知，所谓规划自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这暗含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这个国家能够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才能做很长期的事情。在政党“轮流坐庄”、党争压倒一切的西方国家，不仅各党派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且往往是新人不理旧账，政策几年一翻篇。这样的政治特性既无法确保规划出以公心，又会因执政党更迭导致任何规划都赶不上变化。

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多党恶性竞争的弊端，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抛开私利计算，以战略眼光审视大势大局，同时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最大程度确保规划兼顾公义和科学。对此，有人形象地指出：当别人都在搞“拳击赛”的时候，中国正一棒接一棒地跑着历史的“接力赛”。

为政之道，忧无策，更忧有良策而不落实。就规划而言，落实环节至少有两大挑战：如何应对规划与实际的错配，怎样实现规划的执行到位。就前者而言，“郑人买履”“刻舟求剑”式的呆板僵化，或大包大揽、事无巨细地进行微观管理，都必然束缚市场本身活力。

从“十一五”起，我们国家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不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不干预市场主体自由选择。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进行公共事务治理，这是中国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已超越了苏联模式，也超越了西方模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长期发展的道路。这种持续调试优化并始终追求效率的新型国家规划，不但对中国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各国探索21世纪规划也有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是中国体制的又一大特征。有人曾感慨，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提出目标只是传达一种愿望和态度，很多仅仅是选举时的噱头和“画饼”，而中国是一个言出必行的国家，一旦制定了目标，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完成。

就“五年规划”来说，制定后就要开始工作分工，条条上按照部门进行分解，块块上逐级层层分解，时间上逐年分解。规划目标分解后，则建立约束性指标考核制度，将约束性指标纳入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并将若干重点指标纳入各地区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既具备科学规划的能力，又具备执行规划的能力，使“五年规划”与中国制度优势相辅相成，推动生产力不断提高，不断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独立和安全。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承上启下的历史关头，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勾勒的发展蓝图，总结了改革成功经验，集中了全党全社会智慧，体现了亿万人民意愿，是破解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问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科学决策。

舟循川则游速，人顺路则不迷。“中国‘十四五’的宏伟目标，如果成功实现，那将是惊人的成就。”网友的留言，道出了无数人的期待。我们有理由相信，继续以中国制度优势激发“规划红利”，“中国号”巨轮一定能乘长风破万里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