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标志着“小康中国”的历史性实现。“小康中国”是以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前提的，是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道路达成的。“小康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性成果，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意味着一种积极的开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对中华民族、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整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呈现出“世界历史意义”并将承担世界历史任务。“小康中国”所面向的具体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建设进程的实际展开，将意味着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造就出更高的社会原则。

关键词：小康中国；新历史方位；世界历史意义；新文明类型；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道路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哲学研究”（17JZD037）阶段性成果；

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历史性实践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可以用“小康中国”来命名。它既意味着某种到达，即特定历史性任务的完成与实现；又意味着某种开启，即向着一个新目标的筹划与出发。因此，这个里程碑所标志的乃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而作为这样的历史性事件，“小康中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此需要深入理解的是：小康中国的本质来历；小康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小康中国再出发的未来前景。本文试图通过这三个方面来对小康中国作出历史性的考察，并由此来揭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标志着“小康中国”的实际到来，而这一到来乃是真正历史性的。所谓“历史性的”，是指它作为历史事件包含本质的和必然的环节（用当代哲学的术语来说，是“命运性的”）。如果说小康社会的建设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历史性实践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居于本质性和必然性地位的规定就是：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上述两个规定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首先是现代化这一规定，它本质重要地出现在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中，并且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持久基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是因为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为主干的现代性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布局了现代世界之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正是由于世界历史及其特定的支配—从属关系，使得现代化（无论以何种方式）对世界各民族来讲，成为命运性的了。海德格尔将这种命运叫做“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而马克思则将之更明确地表述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现代的即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迫使一切民族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之中。2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现代化同样构成其历史性的命运。虽说中国自身的历史十分悠久，文化独特且人口众多，但它同样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性之中，以至于现代化不能不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进程之本质的和必然的规定。尽管不同的阶段呈现出重要的差别，尽管历史的曲折总会“翻涌起泡沫”，但现代化的主题和基调却是贯彻始终的：1840年以来是如此，1911年以来也是如此；1921年以来是如此，1949年以来也是如此；1978年以来是如此，并且直到今天同样如此。所谓现代性，是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而现代化则意味着进入现代性之中。现代化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本质规定，不仅是因为它构成这一历史进程中可以明显识别的主旋律，而且尤其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的生存，必然要以现代化的某种实行作为基本前提。马克思用“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这个短语突出地强调了这种必然性。一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了批判现代性，却试图在其历史叙述中取消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的客观意义（往往将之当作“误入歧途”），这只能表明他们是陷入了幻觉之中。因为既然现代化已成为中国晚近历史之本质的和必然的规定（通常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排除或曲解这一规定的历史叙述，就只能是从主观的想象中虚构出来的东西了。

然而，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历史进程构成本质规定的，不仅有“现代化”，而且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规定较为晚出，但它同样是关乎本质的规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定。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性实践在展开其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揭示出这一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开始建立起本质的关联。这种本质关联的核心在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经由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如果说，这场社会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定向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说的本质重要性，那么，这恰恰是因为，除非这场社会革命能够完成并达到它的目的，否则的话，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还未曾获得它的决定性奠基。由于这一点并且经过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便建立起它与马克思主义关乎本质的必然联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就是现代化，而这一现代化进程本来是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截然无关的。这样的观点同样是陷入了幻觉之中：主观的想象固然可以这般虚构（“假设历史”），但现实的历史绝非如此。如果只是满足于这种虚构，那就甚至连五四运动的意义也消化不了。五四运动固然是以现代性的观念为旗帜的（德先生、赛先生），但作为现实的历史，它既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又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抽象的观念在这里只能看到抽象的对立（如“救亡压倒启蒙”之类），却完全无法识别和理解在现实历史中生成的本质趋势，而这一趋势正是马克思主义必然进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就当时已经展开的现实的历史而言，中国革命若不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就根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获得其本己的现代化以之作为前提的社会基础，并从而实现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启蒙”一词可以用来概括一般的现代价值，那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必然性，恰恰在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性，在于能够占有“启蒙”即一般现代价值的必然性。只要不是停留在非历史的抽象观念中，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五四”以来在现实历史中生成的本质趋势，根本不是消除或压倒“启蒙”的诉求，而是历史地拯救并且也历史地提升这一诉求。对于中国的历史现实来说，除非这样的诉求能够被提升，否则它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实现。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渐形成的本质关联中，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才成为真正历史性的事件。“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3那种试图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仅仅承认现代化规定的观点，在这里就成为一种完全抽象的观点了；而那种试图以现代化（或“启蒙”）的名义来排除或拒斥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历史进程之本质意义的观点，则尤其表现为对现实历史的无知，表现为理论上的空疏和无头脑。这样的观点甚至根本看不到历史学家早已清晰地看到的东西。例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一书中明确指出：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不可能并行不悖”，而这种不可能性也就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在本质上的必然性。“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最为进步的教育（按：指杜威关于现代教育的演讲）刚刚展示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时，她却转到马克思和列宁那边去了。……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年。”4现实历史的焦点首先在于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全面奠基的社会革命。除非这一社会革命得到彻底完成，否则的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可能充分展开并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除非马克思主义本质重要地进入这一过程，否则的话，中国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充分实现并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主题上，费正清以历史学的方式比较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得出如下结论：“不管你怎样加以平衡，彰明昭著的事实是：中共越来越能够使它自己成为一个早已该进行的深刻社会革命的领导者。”5

如果说，我们由此领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革命、从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那么，需要进一步理解和把握的是：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性实践建立起本质关联的，不仅是一般而言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生成并不断获得生机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或原理固然十分重要，但除非这样的原则或原理能够深入特定的历史性实践之中，能够由此开展出以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而来的全面的具体化（所谓“中国化”就是这个意思），否则的话，滞留在抽象性上的原则和原理，就立即沦落为无头脑的“外在反思”，即通常叫做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的东西。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要反驳它因此也就很容易。”6教条主义或外在反思只是将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到各种内容之上，而这样的情形是我们很熟悉的：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俄国的经验当作抽象原则来进行外在反思的运用，亦即将之先验地强加到中国革命的内容之上；由之而来的结果同样是我们很熟悉的：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性失败。

从这样的代价和失败中总结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起来。它很快摆脱了理论上和实践上单纯的“学徒状态”，以及这种学徒状态惯常具有的教条主义倾向。这就意味着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深入特定的社会现实中，以便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这种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完全脱离了特定的现实，其结果是：就像它在理论上不可避免地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一样，它在实践上由于先验强制的经常落空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因此，真正说来，与中国革命、从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本质联系的，乃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近百年的历史性实践来说，它的本质的、必然的规定是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规定不仅出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而且在总体上支配着由这一社会革命奠基的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进程。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百年来“中国道路”的最关本质的规定，是任何一种对中国道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言说都不可能丢弃或越过的规定。进而言之，这两个规定同样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领域，这个基础领域是指现代化任务的继续执行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持续开展。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晚近也更为具体（它特别地与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相联系），但它不仅更为紧密地建立起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联系，而且成为更高阶段上综合两者的进一步规定。不消说，没有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展开过程中的历史性推进，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不消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生成，使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开启，而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正是在这一道路的开启中被提出来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性目标具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名称——“小康”。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并且很快就被进一步明确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这样的特点首先就是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因此，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8很显然，小康状态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以中国特点和现有前提为出发点的，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相适应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首先依循这个目标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现实的历史道路不仅是目标，而且是目标的实践展开或付诸实行。与抽象的目标不同，现实的目标不会虚弱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它只能滞留在空洞的观念中，而不能在历史的行程中实现自身。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积极跨越，那么，21世纪的头20年，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就是从较低水平的、尚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决定性地抵达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就像2020年被标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刻一样，这一社会的全面建成将意味着“小康中国”的历史性实现。正是通过其整个展开与实现过程，我们得以真正历史地理解并把握小康中国的本质来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产物，并且因此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小康中国的历史性实现，既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完成，也可以看作建党建国以来更长久历史进程的重大成果。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而在这一进程中构成基本实践的正是小康目标的提出、展开、深化和全面实现。正像2020年将以“小康中国”作为里程碑而载入史册一样，这个里程碑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性成就来铸造的。全面描述小康中国所达成的历史性成就，不属于本文的范围，但从历史性意义上来概括这种成就则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举出两个要点来加以提示。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纵深上来说要求彻底消除贫困。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其最基本的目标。近年来如火如荼推进的“脱贫攻坚战”，最为坚决并且卓有成效地致力于脱贫目标。这一目标的达成将是真正历史性的：不仅因为消除贫困对于全部中国的历史世代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因为如此大规模人口的迅速脱贫在世界史上同样是——并且尤其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扫盲”（消除文盲）所取得的成就曾经得到过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那么，小康中国被称为奇迹的脱贫成就，则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广度上来说是“五位一体”发展理念的决定性达成。所谓“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正意味着以上诸方面的建设只有成为一个有机的和彼此促进的整体，才能构成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在现代化的一般进程中，特别是在这一进程的展开之初，不同领域的推进往往是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形，只有在发展的特定阶段上才能被清楚地意识到，并且得到多方有效的整合。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实践，使我们很快明确了诸领域统筹推进的本质要求，那么，“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就会作为小康中国的主要理论表现而得以确立和巩固。这同样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成就，因为就像此前的历史性进程发展出这一理念并付诸实践一样，未来的实践展开将首先依循这一理念来起步投足，并反过来使理念本身得到充实和提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某种完成，意味着小康中国的历史性到达。但是，就其作为一种真正的历史性到达而言，它必定同时就是一种积极的开启，是一种以以往建设的全部成果作为前提的再出发。就此而言，小康中国总是标志着一个既作为终点又作为起点的转折。如果说，重大的历史转折是由我们身处其中的时代状况和立足其上的历史方位来规定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小康中国处在怎样的时代状况中，并居于怎样的历史方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时代的变迁形成本质的洞见。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当今时代给出了一个根本的历史性判据：“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9由此可以形成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第二，已然建成的小康中国，正处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新的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我们须得回到30多年前，也就是回到20世纪的最后10多年。那时改革开放才开始起步，“小康之家”的设想也只是最初被提了出来。然而，刚刚踏上漫漫改革之路的中国是处在怎样的世界境况中呢？每一个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人，一定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世界格局正处在巨大的变动中。世界社会主义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灾难性挫折：苏东剧变，先前的体制在一夜之间訇然倒塌；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与这个几乎是颠覆性的巨大变动相适应，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氛围和知识界的流行观念似乎已完全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最终被送进了博物馆，而《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是最终破产了。最能体现这种普遍氛围和流行观念的理论表述，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其核心观点是：世界历史或“人类普遍史”在现代性支配的世界中最终完成了，也就是说，它终结了，它终结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建制中。“在我们的祖父母时代里，许多有理智的人竟然可以预见出一种辉煌的社会主义前景。……然而，当今世界上，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10当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判定为终结时，所谓“终结”当然也就意味着：世界历史不再能展现其他的可能性；除了现代性本质的扩散和流布之外，人类再也不会有新的可能的未来。如果说福山的这部著作——这部轻佻的伪黑格尔主义的著作——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这不过是因为它充分应和着流俗的浅见和无头脑的观念罢了。

正是被这种流俗的浅见和无头脑的观念所激怒，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发表了他的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的结集以《马克思的幽灵》为标题出版。它在抨击福山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虚假氛围时所要阐述的核心思想是：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挫折，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也许不再具有现实的存在、肉体的存在，但它依然存在——它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幽灵”一词立即使我们想起《共产党宣言》的首句名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1确实，在1848年的欧洲，共产主义还不曾具有现实的、肉体的存在，但却已然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不仅如此，这个幽灵还是真正可怕的和强有力的，所以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为了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为进一步阐明“幽灵般存在”的关键意义，德里达还特别解说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剧中的幽灵角色，即已被谋害致死的哈姆雷特的国王父亲。这个幽灵的数度登场在哈姆雷特的整个复仇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是：告知真相，发出指令，并敦促行动。如果说“马克思的幽灵”在当今所具有的历史作用与之相似，那么，这恰恰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决定性地与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相联系，与这种本质根据的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相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都将伴随着现代世界已经展开的历史性命运，即便仅仅是以幽灵的形式来显现。“那幽灵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体，是正在形成的肉体，是精神的某种现象和肉身的形式。”12

毫无疑问，相较于那种无头脑的意识形态浅见，德里达的观点要正确得多也深刻得多。因为它牢牢地抓住了马克思同现代世界之内在矛盾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是如此地切近并关乎本质，以至于即使其肉体全部消失，它也会将自身保持在幽灵的显现中。然而，尽管如此，德里达没有看到，事实上我们也不应要求他当时就能看到，有一支马克思主义——它是现实的和具有肉体的马克思主义——正在生机勃勃地成长，正在强有力地壮大起来，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时还处于开端阶段，建设小康社会的探索性实践才刚刚起步，所以其历史价值尚不能立即得到充分的彰显，那么，在今天，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已能对这一现实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成长过程作出较为整全的历史性估量了。

新的历史方位是做出这种历史性估量的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地将新的历史方位揭示为一个三重的意义领域，它是由（1）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2）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以及（3）对于人类整体进步的意义来构成的。13新的历史方位首先是通过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的历史性意义而得到描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4这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叙事，它可以追溯到1840年以来我们民族的整个历史境遇和历史事变，包括它的艰难困苦和顽强奋斗，并最终汇聚于通过全部现代化努力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行程。这一行程通过其各阶段的发展，特别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推进，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实践，使其当代意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之中，并成为这一历史方位的基本主线之一。

然而，新的历史方位不只是由这一意义线索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5这是一个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叙事，尤其是一个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特定联系的历史性叙事。自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像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一样，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奠基的中国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而这一定向的本质也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开展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样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全面地中国化，亦即要求使社会主义的原则或原理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首先是探索性的，而这样的探索性实践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经达到就被固定下来；毋宁说，它是一条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通过不断地获取经验和教训而被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最终形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一开始同样是探索性的道路，通过其整个历史性的展开过程，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实践而显示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来说的重大意义。这一意义在比照20世纪末社会主义的境遇时，尤其变得昭彰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自身的发展壮大，从一种普遍遭遇的巨大挫折中决定性地站立起来；它在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印证和伟大实践的同时，历史性地开展出世界社会主义的积极前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命运的深远意义，构成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又一主线。

不仅如此，新的历史方位还有第三条意义线索，它是和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本质相关的。这一线索的历史性呈现，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特别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提供了不同国家和民族谋求发展的全新选择，从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6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历史，关于人类整体发展的历史性叙事。自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取得绝对权力以来，一般而言的现代化确实成为人类的普遍命运，成为对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的基本任务。但是这种现代化的付诸实行，以及由此而开展出来的历史道路必定是相当不同的，因为它本质地依循于特定民族立足其上的文化传承、社会特性和历史环境。黑格尔早就以“民族精神”的概念来表示历史现实中民族特性的原则了：“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个方面——它整个的现实。”17同样，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历史道路根本就不可能由抽象的普遍性来先验地加以决定，恰恰相反，它总是在民族特性的具体化中客观地形成的。因此，比如说，德国革命的道路不可能重复法国革命的道路，它是从走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中被开辟出来的。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实践突出地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反复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这条道路就在其历史性成就被巩固地建立起来的地方，开始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意义，对这一进程中全体人类的进步具有意义。这是表明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第三条基本主线。

因此，综合起来说，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通过上述三条意义主线来构成的。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特定的转折点上，它才能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飞跃，才能对世界社会主义作出意义深远的建设性贡献，才能对世界历史的总体进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个特定的转折点就是新的历史方位，就是三重意义领域的历史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18

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如果说，这样的历史方位是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程而形成的，是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实践而抵达的，那么，就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今意义要通过这个历史方位来得到深入理解一样，那已经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即小康中国——的当今意义，同样要通过这个历史方位来得到完整的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风云激荡的漫长道路，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这条道路的一个历史性阶段；这个阶段的完成，同时又将为小康社会的再出发提供前提并做好准备。在这个意义上，小康中国以其全部成果标志着特定阶段历史任务的完成，也意味着完成了的任务已成为过往而我们开始站上新的出发点了。作为真正的历史性成果，小康中国不仅是完成或实现，而且不能不是向着未来的筹划。就理解这种筹划而言，小康中国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牢牢地把握这一历史方位，未来前景中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抽象的可能性——才会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小康中国的明天才会将其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启示给今天的我们。

三

小康中国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这个历史方位不仅表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开始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对于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所具有的意义。虽说后一种意义还只是初露端倪，但就其性质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它意味着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所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它的进程中抵达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成就开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我们大体上是在黑格尔所规定的含义上来使用“世界历史意义”这个术语的。它表示：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由于这种任务在世界历史中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因而便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19

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在特定的阶段上展现出这样一种意义，最关本质地，是由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20这种可能性固然是在较高的阶段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小康中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上——才积极地显现出来，但它作为本质的东西却植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进程中。易言之，就像中国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特定阶段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特定阶段上、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表明：它在继续执行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将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本质的趋势造就出来。

如果说，小康中国就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那么，从小康中国出发的历史性筹划，就必定在一个方面表现为现代化的继续推进，在另一个方面则越来越多地指向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两方面是同一个进程：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不是出现在现代化夭折或其意义被抹杀的地方，恰恰相反，它是在现代文明的成果能够被积极地占有、并且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会真正出现的。小康中国所面临的具体目标是，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在21世纪中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是高度现代化的，它又是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取向的，而这两者的统一就意味着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因此，从历史性的根据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能在特定的阶段上开启这种可能性，是因为这一现代化事业历史地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定向，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本身就表明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实现是由新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为其制定方向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来为其开辟道路的。从根本上来说，小康中国的历史性前景是由这样的基本前提所预设的。

新的文明类型是指超越现代性的文明类型，更为简明地说来，是指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类型——它的可能性是在特定的现代化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它的成长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现代性之中；毋宁说，它的成长过程总是以不断地克服并保留——哲学上的术语叫“扬弃”——现代性的方式来实现的。这就是说，作为现实历史运动的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只有以特定的方式不断地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建制，才得以历史性地展开。一句话，它是以扬弃了的现代性、扬弃了的资本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从而表明自身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如果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已经开始闪现出来，那么，在小康中国所朝向的目标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这种可能性就将在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呈现，就将以更加明确的方式转变为现实性，并通过这种转变而敞开其世界历史意义。因此，小康中国向着未来的筹划并不仅仅局限于现代性之中，并不仅仅要求成为一个如英、美、德、法等的现代强国，因为单纯作此要求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本质来说不仅根本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至多只是作为某种表征而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被规定的意义罢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展开过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实践中，那种能够标示新文明类型之可能性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主张，已时而在我们眼前积极地呈现出来。这种可能性的识别标准是：它以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为前提，但它的本己性质不能不越出现代性的规定之外。如果我们的观察完全囿于现代性的眼界，那么把握这种可能性的前景从一开始就变得毫无希望了。举例来说，“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只有在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才能得到整全的理解，正像这一主张也只有在这种可能性的展开过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现代性范围内的国际关系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准的，也就是说，是以丛林法则下诸实力单位的均势来维系其间歇和平的。既然“国强必霸”属于现代性本身的逻辑，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在现代性的狭隘视域中就变得难以捉摸了：即便是对中国颇具同情理解的基辛格，也只是把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看成是一种策略而已。如果说这一主张绝不可能局限于现代性的逻辑（正是依照这一逻辑，黑格尔让康德“永久和平”的善良愿望及其理论构造变得哑口无言），那么，真实地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就只能意味着超出现代性本身，意味着一种唯有在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和实现的主张。同样，“文明互鉴”也在本质上生存于现代性被超越的地方，亦即是说，这一倡言也只有在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才会得到切近的理解和全面的展现。因为现代性在西方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将其特性固定在一开始就确立起来的“支配—从属”关系上，以至于使真正的文明互鉴在实际上不再成为可能。因此，虽说现代世界使历史摆脱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各领域中的社会化，并建立起人们之间普遍交往的广阔舞台，但在现代世界中，在西方文明的主导下，真正的文明互鉴实在是最少的，与以往的历史时代（通过偶然的交往，通过贸易、战争、迁徙等来进行的文明互鉴）比较起来是更为罕见的。如果说，现代性视域中的晚近观点被归结为“文明的冲突”（亨廷顿），那么“文明的互鉴”则在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具有积极的生存和真实的意义。我们通过上述例证无非是表明，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时，特别是当这个阶段开始展示新的历史方位时，在我们眼前继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例证是很多的，它们仿佛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是如此。

这样的理念——作为现实的理念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以现代化的实践展开为基础，但它们已经不是现代性所能束缚、所能牢笼的，它们通过扬弃现代性本身而展开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如果说，从小康中国通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本质地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表现为这一道路的更高阶程，那么，小康中国向着未来出发的历史性进程，就将在更深入地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更多地展现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且更经常地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对于已经完成的历史性任务来说，通达未来的可能性不仅是更高的目标，而且是对当今的筹划和行动能够行使规定的东西。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性的本质趋势比既成的事实具有更高的现实性。因此，把握这种历史性的趋势，把握在这种趋势中已然呈现的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对于理解从小康中国的重新出发来说，具有非常根本的意义。事实上，正是这种作为历史性趋势的现实的可能性，应当成为统摄理解的总体。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总体，才能理解变化着的和生成着的各个部分；也才能对小康中国未来前景中的两个关键因素——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做出决定性的意义估量，并使之卓有成效地综合进我们的历史性筹划中。

在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被积极地开启出来的地方，进一步现代化的任务不仅不能被排除，相反却变得更加关乎本质。那种把新文明类型同现代性截然割裂并且全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就像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试图取消马克思主义意义的观点一样，是肤浅的和无头脑的。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必定是全面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之上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上得到开启的，并且是以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为根本前提的。正如马克思在1881年谈到俄国道路时所说，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可能的发展道路会多种多样（甚至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无论走怎样的道路，都必须能够现成地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否则的话，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只会使一切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在这个意义上，小康中国的再出发，必须最为坚定地继续推进其现代化任务的纵深开展，因为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任何超越现代性的企图都不可能转变为现实性，而只能沦为抽象的即虚幻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在对历史性前景的观照中仅仅将小康中国的未来锁闭在现代性之中，那么，这样的观点就是同样肤浅的和无头脑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制定方向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开辟道路的，因而它就不能不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改弦更张”，并历史性地展现出世界历史之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从中国走西方道路的不可能性中产生的，是从中国现代化成为西方现代化翻版的不可能性中产生的。

也正是在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被积极地开启出来的地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性重建才获得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大规模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还必须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最关本质地重建它自己的伟大传统；没有这样的创造性重建，是谈不上真正的民族复兴的。如海德格尔所说，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传统中生了根这一点产生出来。21但这样的传统并不现成地存在于辽远的过去，就像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似乎只有返回宋代、汉唐，甚至先秦，真正的传统才能被实际地据有似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复古想法，由于无法理解传统在本质上的历史性（即活在当下的过去），所以只能以僵死的过去与现代性构成紧张的外在对立。如果说，现代性对于中国来说曾经是外在的东西，而中国的现代化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必然进程，那么，在这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就是所谓“文化结合的锻炼”。关于这种情形，黑格尔在谈到古希腊文明的缔造时曾说：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又面临着当时更强大且更优势的东方文化的压力；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22事实上，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都贯穿着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而这种锻炼只有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才能赢得它的“自我主张”，即文化上坚定的自主性和自立性。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当小康中国站到新的历史方位时，文化上自我主张的转折点便开始同我们真正照面。在这样的转折点上，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不仅把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理解为自身的基础，而且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自觉地把握为本己的任务。这个任务意味着：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中国的文化传统将在继续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复活与重建，从而迎来这一文化传统的再度青春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的结论：小康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性成果，更加广泛地说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进步伐；这个成果或步伐的决定性意义，不仅在于它无可置疑地构成未来事业得以出发的强大基石，而且在于它实际地引达并且明确地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对中华民族具有深远意义的同时，开始对世界社会主义、对人类整体的发展显示出积极意义。因此，在这里得以展现的乃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而这种意义的取得，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程在推进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小康中国向着未来的筹划和出发，既然本质地属于这一历史性进程，那么它就将使现代化任务的继续执行更为切近地关联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依循这种关联而使可能性不断地转变为现实性。世界历史意义的呈现，意味着能够真正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这样的使命，不是可以偶然获取也不是可以任意规避的，它是由世界历史的现实进程所指派的；这样的任务，也绝不可能通过虚夸或自负来轻易完成，毋宁说，它是一个须由巨大努力才能担起的重任，是一个须经无数崎岖和艰难才能通过的考验。小康中国的再出发，就面临着这样的重任和考验，并且唯有通过这样的重任和考验，才开展出它的伟大前景和成功未来。

“小康”一词出自中国古代典籍《礼记·礼运》，用来表示一个“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的时代，后人也时常将之看作一个百姓小富、颇有节余的社会状况。然而，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被名之为“大同”的社会理想，它的总体特征，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语中得到本质的显现。大同和小康的区分不仅在于富裕程度的差别，而且尤其在于社会原则的不同（前者是“天下为公”，后者是“天下为家”）。由此来比况当今小康中国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意义，在辨明其差别的情况下，可以是具有启示性的。当今的小康中国是以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前提的，是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道路达成的；而那全面建成了的小康社会，在消除贫困的同时达到了较为富庶的普遍状况，并且从这种状况的完成开始启程迈向更高的社会理想。如果说，小康中国所面向的具体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这一建设进程的实际展开，同样将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更加富足，而且将意味着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造就出更高的社会原则。新文明类型的社会原则是怎样的呢？它的中国式表达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个表达本质重要地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最后一个段落中，它意味深长地指示着从小康中国通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方向。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700页。

4.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43页。

5.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第262页。

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页。

10.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0页。

12.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13.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0页。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8页。

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8页。

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9页。

17.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0页。

19.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8—49页。

20.参见吴晓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21.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5页。

22.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