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封寿炎（媒体评论员）

刚刚过去的牛年春节，很多人都响应“就地过年”倡议，没有返回老家。在新闻报道里，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略显冷清，旅客人数完全无法与往年春运相提并论。统计数据也显示，2021年2月1日至7日，全国迁徙规模相比2020年和2019年农历同期均大幅下降，春运的客流量也比前几年大幅下降。

春运冷清的另一面，是大中城市里的新年异常热闹。京沪等城市以往过年状如“空城”，但今年春节期间，公园、游乐场、餐馆到处都客流如云，春节档电影票房更是创下新纪录。就地过年也催生一些新民俗，比如“网购式拜年”“抱团过年”“搭伙过年”“本地深度游”等。

疫情是一个偶然性因素，但春运式微却可视为某种历史性必然。一个偶然性因素，把一种历史性的必然远景，突然就摆在了人们面前：随着城市化加速和深化，越来越多人将扎根城市，哪怕是过年，或许也不必再舟车劳顿，返回遥远故乡。

春运主力军是进城务工人员和“初代移民”（从农村或中小城市迁徙到大中城市工作生活的第一代人）。他们在农村或中小城市出生成长，对那片土地和乡民深怀感情。每到年底，心里一份情感羁绊越发割舍不下。况且，他们的父母或者子女还留守在老家，“回家过年”的召唤深情而热切，哪怕穿越千山万水，他们都要回到父母子女身边。

然而，这样一代人毕竟属于历史范畴。随着城市落户政策逐步放开，更多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将扎根城市，留守儿童有望逐渐成为历史。随着父母一代渐次亡故，“初代移民”与农村老家之间的情感纽带也会淡化。到了“初代移民”的子女一代，老家变成了“祖籍”，“寻根问祖”热情难再。更进一步说，在经济发展阶段，越来越多人口聚集在大中城市生活，农村人口占比则持续降低，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种规律性的趋势。

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呼唤传统年俗的文化转型。旧有年俗，说到底属于乡土中国的范畴。所以农村的年味比城市浓烈，越是乡土气息浓重的地区，年味就越浓烈。传统春节是家的节日，血缘、亲缘得以重申强化，“家”超越名词意义，成为深刻的生命体验。传统春节还是时间的节日。在农耕文明时代，万物萧瑟、冰封雪飘的寒冬走到尽头，孕育万物的春天重临大地，这样的时刻值得欢庆。大中城市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迥然有别于乡土中国。家和时间，在城市生活里都发生了变化：大家庭衰落，核心家庭崛起，亲属关系疏离淡漠；城市工作生活的时间节奏，也甚少受到大自然物候影响。传统年俗，似乎已经无以附丽。

进城之后，年怎么过？这恐怕是未来二三十年，在充分城市化进程中，需要不断探索实践、总结提炼的问题。今年就地过年的人们提前开始了这种探索。“网购式拜年”可以视为传统送礼拜年习俗的网络版、异地版，“抱团过年”“搭伙过年”则像在陌生人社会、非血缘非亲缘社会里，对于家庭团聚的一种替代。它们既具备传统年俗的基因，又蕴含了新技术、新经济、新型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元素。当然，这种探索远未成熟，更远未定型。

在现代社会里如何传承、扬弃传统文化？这是今天需要解答的一个整体性问题。年俗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年俗的传承和扬弃，成为问题的焦点所在。也许现在还很难给出答案，毕竟事关移风易俗，需要长期的探索创新、群众实践、经验积累、总结提炼乃至理论建构。但在此过程中可以明确一点，那就是应该保持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自觉。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9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