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录制前见到谢华安院士，他皮肤黝黑，手掌因长期做农活，布满了伤痕和老茧。院士的手，怎么比我们还黑？比耕田的农民还粗呢？

“不喊院士，我就是个种田的‘农民’。”谢华安笑眯眯地说，这是因为稻叶的边缘有齿，就像刀子一样，给水稻杂交授粉时，双手裸露，经常会被划开一道道口子，时间长了，由于反复地受伤结痂，才造成这么一双手。

“谢院士，水稻育种又苦又累，为什么这么多年还一直在坚持？”

他再次笑眯眯地回答，“那是不知道，什么是饿的滋味呢？”

谢华安回忆，从童年到少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饿，吃不饱饭，在饿到极端的时候，口水就拼命地流，肚子叽叽地叫。

“有一次我在田里连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想坐下歇歇喝口水，在我面前有个田埂，大概一两步就能跨过去，但我满脸冒冷汗，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拿锄头当拐棍站在田中间喘口气，这就是饿的滋味。”

“正因为我挨过饿，才知晓大家有一碗饭吃是多么重要。不管多苦多累，我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让大家都有一碗饭吃。不仅要吃饱饭，更要吃好饭，吃出健康。”谢华安说。

蓝天和稻田见证了他解决“挨饿”问题的执着。每年11月到次年5月，海南的田间地头会出现一群追逐阳光的“候鸟”，他们是从事南繁育种工作的科技人员。所谓南繁育种，是指将水稻、玉米、棉花等作物的育种材料，在秋季收获后，冬季拿到我国南方亚热带或热带地区进行繁殖和选育，以大大缩短育种周期。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海南开始水稻育种事业，谢华安这一坚守，就是47年。提及那段峥嵘岁月，谢华安感触最深的是艰苦。

初到海南，他和伙伴们借住在偏僻农村仅有十几平方米的仓库里，里面堆满了生产资料、化肥和农药。尽管海南天气闷热，但是他们打通铺在仓库一睡就是半年。

在那里，谢华安院士也有感动。上世纪70年代物资极度匮乏，当地政府还保证南繁育种人员每个月能吃到半斤猪肉。“今天来看，半斤猪肉太过平常，可是在那个年代，是弥足珍贵的。我们很感激国家的支持。”

谢华安院士也有自己的“骄傲”。早年在海南进行制种期间，谢华安发现了第一代杂交水稻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不抗稻瘟病。稻瘟病是稻作生产中的主要病害之一，可引起大幅度减产，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因为稻瘟病的爆发，杂交水稻曾面临着是否要继续发展的问题。

“不抗稻瘟病的杂交水稻，今后是没有前途的。”谢华安心里着急，也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反复试验，明确了选育抗稻瘟病的优良品种的目标。他发现福建三明市山多病害重，创造性地利用其作为“旱病圃”，尝试将海南收回的种子种在三明市五个县的稻瘟病重发区，通过自然诱发筛选出抗稻瘟病能力强的品种。

经过筛选和试验，20世纪80年代中国杂交水稻组合配制中应用范围最广、持续应用时间最长、效益最显著的恢复系——“明恢63”成功问世。

“明恢63”组配有四十多个品种，其中一个品种叫“汕优63”。数据显示，该品种自1986年至2001年连续16年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直到今天还没有听到说‘汕优63’这个杂交稻品种在种植区出现过大面积稻瘟病成灾的情况。”谢华安自豪地说。

当前种业“卡脖子”问题又成为他关注的对象。节目录制中，谢华安多次提到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且饭碗里要装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粮食。”谢华安说，我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创造了世界奇迹，但同时中国的种业发展还面临技术原创不足、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不够等问题。

“优良的种子对促进农业发展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谢华安强调，一粒种子，关系着中国人的饭碗安全。如果我国种业不能及时补上研发短板，那么“菜篮子”“米袋子”就可能受制于人。我们一定要做好种质资源保护与发掘利用，做好育种技术储备，培育出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异种子和优良品种，打好种业“翻身仗”。

对此谢华安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育种工作任重道远，要走的路还很长。期待与广大农业工作者一起以‘不负时代召唤，不负人民期待’鞭策自己，不断贡献力量。所有的成绩都是属于过去，风吹雨打太阳晒固然辛苦，但是我仍会坚持农业研究，事业就是要这样干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