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老兵把一生的话都托付给剧组了，让他们登上大银幕是我们主创团队对他们最高的敬意，我们知道纪录片有好的票房很困难，投资人、朋友也给我很大支持，他们总鼓励我‘因为这群可爱的人值得记录’。”
2013年，中韩双方达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还中国”协议，在2014年至2020年的七年时间里，七批共716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回到祖国。2021年9月2日，10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1226件相关遗物，即将返回祖国。
纪录片《1950我们正年轻》将在9月3日上映。上映前夕，导演宋坤儒难免紧张，这部倾注他四年心血的电影终于要面世，里面承载着26位志愿军老兵对国家的炙热情感。该片主创团队也坦承剧组并不富裕，可能会面对低迷的排片、低迷的票房，或许这些离历史很近的老兵，却离市场很远。“纪录片既然这么难有市场回报，为何还要坚持在院线上映，承担更大的风险？”面对新京报记者的这个问题，宋坤儒回答得斩钉截铁，他说：“这些老兵把一生的话都托付给剧组了，让他们登上大银幕是我们主创团队对他们最高的敬意，我们知道纪录片有好的票房很困难，投资人、朋友也给我很大支持，他们总鼓励我‘因为这群可爱的人值得记录’。”
“我记得片中有位老兵和他的战友有张合影，这是他们唯一的合影，后来战友牺牲了，他就把这张照片折了过去，他这一生就再也没有打开过。他说，关于与这个战友的回忆，他不想再打开，也不敢再打开，因为他接受不了。这个人不在了。”抗美援朝，197653名志愿军战士，牺牲在异国他乡，回来的战士，如今他们怎样了？当年的战场究竟有多惨烈？在双方军力物力悬殊的那场战斗中，这些年轻人想的是什么？《1950他们正年轻》讲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感动故事。
摄制团队从2人发展到15人
确保老兵在舒适的环境下讲述
从1950年10月19日那一天开始，百万中国青年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把威胁挡在了国门之外，他们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在宋坤儒看来，《1950他们正年轻》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更多的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忆，也是无数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老兵们谱写的青春赞歌，因此，他将片名注解为年份，在那个年代，老兵们“正年轻”。对于宋坤儒来说，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契机是偶然的，很早之前，他关注并拍摄关于抗美援朝英雄的短片，在过程中接触到很多抗美援朝的老兵，拍摄之余和他们聊天，非常感动。他萌发了一个念头，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老人的话给记录下来，尤其是对抗美援朝，我们拥有的影像素材大都是宏观的介绍，关注普通士兵的真实素材相对少，于是，出于这个朴素的愿望，他开始拍摄老兵，但此时，还没想到要做成纪录片。
“我们是2018年6月开拍第一位老兵，然后到2020年的8月份结束了最后一位老兵的拍摄。”最初，宋坤儒的团队就两个人，他们从各种渠道找到了一些抗美援朝老兵的联系方式，陆陆续续，越拍越多，等拍到2019年底，他们已累积了几十位老兵的素材，他们兵种不同，参战时间也不同。“其实跟这些老兵面对面去交流时，我大受震撼，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把现场感的素材传递出去，这样是不是应该做部纪录片。但我本人是剧情片导演，就希望找一些纪录片导演来完成。但别人给我的反馈都是访谈形式太单调，既然我得不到外援，只有自己尝试着做，毕竟我也不是专业做纪录片的，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因为我真的想拍。”四年间，宋坤儒四处找投资，找钱难，他说最好用的办法就是从朋友和亲人下手。队伍渐渐壮大，但团队最大时就也15人，这些人在摄影、配乐、剪辑等各个岗位上各司其职。宋坤儒说，他们需要找到亲历战争的人，讲述那段真实的历史，但并不是外界想的，接近50个人找到后，一天拍一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的拍摄基本都是零敲碎打，联系到老兵，先进行采风，与老人建立联系、拉近距离，认为可行才进行拍摄，例如有些老兵会反复拍多次，要保证对方在最舒适的情况下完成采访。
没看到电影上映的老兵成导演最大遗憾
几度想放弃最终咬牙坚持
相较于以往的抗美援朝纪录电影，《1950我们正年轻》将大篇幅聚焦于“人”，聚焦战争背景下的个人命运的呈现。老兵们曾经年轻，曾经也有对未来的各种梦想，一场战争让他们的命运改变了，但他们无怨无悔。片中，有文艺战士讲当年如何入伍，怎样经历第一次战斗，怎样趁着夜色潜入敌人的营地为被围困的战友们偷年糕，也有炮兵讲述怎样将炮弹射向敌人，过春节的时候就着弹坑积水吃水饺，又是怎样同生共死，甚至还有影片《奇袭白虎团》的原型讲述电影与真实的差别。宋坤儒透露，四川荣军院1956年的时候，伤残抗美援朝老兵有两三千人，到去年，就剩下了9个老兵还健在，他知道能把这些健在的英雄搬上银幕是种荣幸，也是和时间赛跑，就像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电影的制作时间被迫拉长，片中有些老人已经相继过世，他们没能看到这部电影上映，也是宋坤儒最大的遗憾。
“创作过程中无疑是有很多痛苦与困难的，比如放弃这事，不用别人劝我，有些时候我自己就想放弃了。拍到2019年初时，我突然不想拍了，也不想看这些素材，当时的我挺悲观的，一是没有投资，要自己拿钱，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差旅是一大笔费用需要自己贴钱。二是对自己的道德审判，有段时间我严重失眠，一想到白天拍摄的老兵们的音容笑貌就很痛苦。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我为什么还要用旁观者的姿态去提出一些问题，让他们走进那段谁都不想回忆的过去，我的内心很自责，因为我认为我的采访带给他们的影响是我不知道的，可能会让他们不好过，那段时间我不想干了。”宋坤儒诚挚地向新京报记者剖析自己的内心，但后来他遇到了很多支持他的人，这些人告诉他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碰触这样的选题，既然碰了，也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是没有理由放弃的。“无形中，我已经将纪念的责任背在身上了，让更多人看到、听到历史的亲历者讲述的过去是种责任，因为那段历史，需要有人铭记、以史为鉴。”
【专访】
拍摄时间很紧迫，想为老兵多做些事
新京报：这次拍摄采访人数一共有多少，素材量有多大？
宋坤儒：我们采访了差不多50名老兵，拍摄的素材差不多接近80个小时，最后根据多种原因考量，选择了现在的这26位老兵讲述的节选。
新京报：四年拍摄时间很长也很不易，你们是怎么坚持做下去的？
宋坤儒：想通过我们的努力保留一段国家记忆，我相信每一代年轻人对这些画面有自己的理解，作为创作者不会去强加一些想法，不希望这个作品强行输出作者观点，只想最真实地还原那段岁月。很多观众反馈说现在的素材呈现出来的就是热血、感动、温情，但我认为这个影片最关键的词是珍贵。去年是抗美援朝70周年，我不敢想象80周年的时候还有多少老兵能留下来，那个时候，很多爷爷奶奶的音容笑貌可能只能留在影像中了。
新京报：电影中有很多资料片，但有些镜头用了不止一次？
宋坤儒：因为没有钱，我们会向相关机构购买，但太贵了。再比如，要追求高质量的画质修复需要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片中很多资料片段不是黑白的，是彩色的，是后期经过重新修复的。但因为我们资金有限，原计划修复30分钟，算了一下，我们的资金只够买三分钟的素材。
新京报：所以说，拍这个电影最大的困难是在与时间赛跑？
宋坤儒：整个拍摄过程都处于和时间赛跑的紧迫中，不仅因为拍摄过程中有老兵去世，比如我们第一次采访老兵后，第二次再采访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态和记忆状态完全不一样，我们的采访充满了不确定性，也深刻意识到拍摄是很重要、很紧迫的事。另外，我们想为老兵多做些事，包括倡议老兵的帮扶组织、退役军人事务部等相关部门以及民间给老兵们多些实质性的帮助，想通过电影让更多人关心他们，能够在他们与这个世界倒数计时的阶段，给他们更多心理关怀。
新京报：纪录片的导演免不了向院线求排片，你会吗？
宋坤儒：我当然希望院线能多给我们一些排片，也感动于大家给我的宽慰，我明白这部电影毕竟不是一部商业电影，在商业的院线体系内很正常，院线肯定要把资源给能够卖票的电影，只希望大家多去了解这些为国家、为我们牺牲、付出的人，如果去看的观众够多，相信院线会给我们排片。
新京报：电影上映后会邀请老兵们去看电影吗？会收集他们的反馈吗？
宋坤儒：我们在安排这个事，其实不太建议老人们去影院，因为影院对他们来说刺激性是比较大的，所以会组织他们在所在地的一些小礼堂观看，刺激就没有这么大。其实原计划在各地的点映中会邀请一些老兵家属，但因为疫情活动都被取消了，所以我们会将每一位采访了的老兵的视频素材做成一个硬盘，将这些珍贵的影音资料珍藏，再送给他们的后代。
新京报记者周慧晓婉
编辑黄嘉龄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