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至15日，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在昆明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旨讲话，为推进和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了理论指引，为构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蓝图擘画了新愿景，为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迈向生态文明时代，为建设万物和谐共生的地球美丽家园提供了文明进步的新方向。

从人与自然危机到和谐共生——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国家生态安全的绿色基石，更是生态文明发展的根本所在。但由于人类活动对地球和生物圈的影响加剧，气候变化、栖息地破坏、外来物种入侵、过度采伐以及环境污染等因素严重影响着地球生物物种的生存，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生物多样性临界加速逼近，生态系统也将进入濒危状况。更为严重的是，当前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威胁正成为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强催化剂”，而生物多样性丧失改变了自然适应气候变化的功能，反过来又加速全球气候变化的步伐，两种全球性危机相互叠加，正加速改变自然演化进程。

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西方理念和思路更多强调对客观自然世界的保护，并通过霸权和政治手段来间接压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这种治理模式未能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未能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也未能突破原有的发展路径，注定要失败。

中华文明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习近平主席从系统论、中国哲学思想高度提出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强调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从系统维度、一切生命平等的高度，把握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和生态的系统平衡。因此，从人与自然的矛盾转换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能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又能从生态平衡中得到发展福祉，实现两大目标的辩证统一。据《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国在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下，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内容，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善自然生态系统状况，提升生态服务功能，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不断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评价称，中国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现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全球领导力。

从“爱知目标”到“昆明宣言”——推动构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蓝图

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生物多样性公约》开放签署。1993年1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1994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在巴哈马召开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三大目标，从此开启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纪元。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名古屋爱知县举行，讨论通过了2011—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即“爱知目标”。但由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困境重重，生物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的衰减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爱知目标”的众多决议和战略停留在纸面，导致在应对生物多样性方面所调动的战略资源不足，现实和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目前围绕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治理赤字高企，治理框架尚未健全，面对2020年后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挑战，全球需要携手合作推动新的生物多样性治理秩序构建。如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强调，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设立新的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和务实平衡，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

当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和文明发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历史进程来到了中国昆明。COP15将在评估《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审议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2020后框架”）。“2020后框架”将接替“爱知目标”，成为指导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新纲领性文件。COP15大会还发布另一重要成果“昆明宣言”，呼吁各方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可持续发展。“2020后框架”和“昆明宣言”是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框架和蓝图，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工业文明时代迈向生态文明时代——共建万物和谐共生的地球美丽家园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人与自然的危机进入负反馈循环中。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的根基在于文明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两大系统实现物质与能量平衡，以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危机为标志的人与自然的危机已接近系统临界点，危及全人类文明生存和发展。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性命题，如何推动构建文明主体与客体两大系统互动的新格局与新平衡，根本出路在于文明发展方式的转换。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透过历史的尘埃回望，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因此，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为应对全球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治理困境指明了根本出路，也为人类社会在21世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到了新的理论指引。因此，改变人类从工业文明以来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方式，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性危机，是人类社会应对危机的科学路径。

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不断推进自然保护地建设，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倡议，也入选联合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在COP15宣布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国不断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体系，制定相应的中长期规划和行动计划，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臻完善、监管机制不断加强、基础能力大幅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基本形成。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再一次揭示人类与地球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框架的设计与制定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性自然大危机，更需要世界各国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合作应对，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共建万物和谐共生的地球美丽家园，加速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可持续繁荣迈进。

（作者：唐新华，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