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 证券日报副总编辑，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12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了《十问美国民主》专题报告，直指美式民主的十大病灶，包括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权力制衡还是权力滥用、增进民众福祉还是加深民众疾苦、捍卫自由还是妨碍自由、促进团结还是导致分裂等等。透过这些朴素的质疑和报告列出的鲜活事例，人们看清了当今美国国家治理和及其参与全球事务的严重负面因素，对美式民主的历史性倒退扼腕叹息。

“相互绑架的游戏”成为美式民主走向负面的加速器。

当前美国十分严重的问题是，政府的权力被商业精英们绑架。财团以政治捐款的方式收买议员，而参议员的投票偏好主要反映捐赠者的意愿。美国一项研究表明，仅占选区人口5%的百万富翁获得的代表权约为该地区50%最贫穷群体的两倍。议员们对富人诉求的反应速度也远甚于对穷人。

同时，政治精英为了获取权力，也去绑架媒体机构，和资本力量合谋操纵舆论。对立的双方在竞选中极尽伤害对方之能事，恶性舆论给整个社会团结造成伤害，扩大社会分裂。

政客在当选后，大肆与财团交换利益。《报告》揭示，议员不能用职权换取金钱的规矩早已被打破：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捐款方式收钱，还可以获取财团重要信息、在股票债券交易中大肆获利。这实际上是公然的腐败。同时，政客们也可以通过旋转门游戏，从财团那里拿到丰厚报酬。众多事实表明，所谓旋转门并非职业的旋转，而是金钱和权力的转换。

“社会极化的果实”替换了美式民主所必需的政治基础。

近十年来，美国贫富分化不仅未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这与美国民主制度、国家治理效率加速蜕化有直接关系。截至2020年底，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面临食物不足问题，超过22万人露宿街头。统计还显示，美国家庭财富近20年都没有增加；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掌握着超43万亿美元的财富，是最底层50%的美国人财富的14.3倍。

那些号称“捍卫自由”的美国议员们对社会极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为了满足背后大财团的要求，向国家提出各种所谓的民主自由权力，蚕食掉国家作为民众受托人应有的治理权力。这就是塞缪尔﹒亨廷顿曾经警示过的“民主超载”。

议员们在立法议政殿堂上大搞政治极化，社会各族群也如法炮制，不少美国民众把自己的所谓自由民主权利当作破坏他人自由民主权利的工具和途径。这在疫情期间表现尤为突出——从政府高官、议员到普通百姓，为了自己享有不戴口罩、不实行隔离的自由，去侵害其他人的采取防疫措施的自由。另一方面，疫情之下富人得到较好的医治，穷人得不到平等医治，很多人命陨一瞬。

在美式民主制度蜕化的大变局下，不仅财富两端极化、政治势力极化，而且执政者放任族群分裂、放任枪支毒品扩散、放任互联网上的谎言恶言、放任违法犯罪行为，呈现全局性姑息养奸趋势。这必然消耗美国社会严重分裂、价值观撕裂，各种极端事件频频发生。

“社会极化果实”最终反哺给了美国的国家治理：联邦与州政府相互掣肘，难以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危机。无论面对重大自然灾害，还是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美国应对起来都越来越显无力。议会内部、议会和政府之间充斥党派争斗，造成该办的事久拖不决、扯不完的皮天天要扯。这样的政治模式只能把美国拖向极端、极化的危险境地。

“反民主的美式外交”正成为美国自身进步的绳索。

美国经常以所谓“民主自由”名义对外大搞“治理模式输出”，导致伊拉克、也门、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家战乱频仍，难民哀嚎，生灵涂炭。即便不以热战方式干预他国，美国也会在一些国家培植亲美政权，作为美国利益的代理人；如果做不到，就长臂管辖权，大搞经济制裁。美国还在世界各地常年驻扎军队、保有军事基地。截至2021年10月，美国在80个外国和殖民地（领土）维持着大约750个军事基地。

美国依靠军事霸权，将金融霸权、贸易霸权、科技霸权结合起来，欺压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肆意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发展权益，甚至贩卖战争，是反民主、反正义、反自由、反人类的。美国这种反民主的外交模式，是其国内反民主政治的延伸：对内纵容枪支、毒品、谎言，就必然在国际上纵容战争、输出污染、破坏国际民主；对内大搞权钱相互绑架，在国际上必然侵占他国利益、动辄卡他国脖子；对内搞富人说了算、视穷人生命如草芥，在国际上必然搞利益优先，不可能真心促进人类共同福祉，不可能真心促进别国搞民主建设。

这份《十问美国民主》并非完全否定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成绩和曾经发挥过的灯塔作用，而是痛惜美国当今的政客们忘掉了美国开国者的良苦用心，滥用其二战前后积累的物质财富和国际信誉，过度透支其在全球占有的种种优势，走向了民主的反面。如果美国今天的政客们没有反悔、改悔之心，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将会只留下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