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前的今天,中国人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第一代登山人拼尽全力,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珠峰之巅。
62年后,今年的5月4日,珠峰科考,再次登顶——如今的登山者,也是科考者,2017年启动的第二次青藏科考,在这里迎来高潮。
登顶,是全民见证的高光时刻;背后,又有哪些创造历史的巅峰使命?科考归来,中科院院士朱彤一脸“高原红”,接受了央视新闻《相对论》记者庄胜春的远程采访。作为珠峰大气与人体健康科考分队的负责人,他说,每一次攀登,都是在努力完成一块有关未来的“拼图”。年近60岁的他,虽然这次只能前进到海拔6000米,却也有了更“高”的目标。
5月4日凌晨3点,“巅峰使命”珠峰科考队从前进营地出发,开始登顶。队员们每人负重15公斤,于中午时分,将自动气象站背上了海拔8830米。
△登顶科考队员们在海拔8830米架设自动气象站
珠峰大本营,阵阵掌声响起,科学家们举着手机拍照录像。直播画面里,队员们为了拼接连线,零下二十多度摘下手套,抓住时间窗口,加紧操作。朱彤看着,兴奋又心疼:“虽然气象站已经模块化,设计得很简单了,但如果未来有可能再简化,会更好。”
我国珠峰科考,由此突破了8000米海拔大关。除了气象站,科考队员们还首次在峰顶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冰雪厚度、采集冰雪样本……“这些可能都是人类以前从没有实现过的,突破了我们过去很多观测和认识上的局限,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叫前沿。”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启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那时,珠峰上的物资运送只能靠人力或牦牛,野外科考时,学生们只能依靠三大件——地质锤、罗盘、笔记本,老师才能用上照相机、气压表。
如今,在海拔五六千米,直升机载人运货不成问题,“以往走一天的路,十几分钟就到了”。朱彤还带领小分队,在珠峰大本营首次释放了由我国自主研发的臭氧探空气球,“有了我们自己研发的仪器,就可以实现定制,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些前人没做过的事。”
朱彤说,如果说第一次青藏科考是“从0到1”,证明了我们“能够做”,如今的第二次青藏科考,“证明我们不仅仅能够做,还能起到引领作用。”
朱彤今年即将迈入60岁。这次珠峰科考,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到达海拔6350米。最后虽有遗憾,却也到了6000米。他每天负重“拉练”,徒步穿行于珠峰大本营与绒布冰川间。
这,是极高海拔地区的生理适应科考研究。为的是观测不同海拔、臭氧和缺氧协同作用下,会对人体产生哪些动态影响,日后也许能为更多科考队员、援藏干部上高原降低风险。朱彤自己,也是被观测对象之一。
回到北京的朱彤,脸上还带着“高原红”。“很多人都好奇您60岁了,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去参与这个实验?”央视新闻《相对论》记者庄胜春问。
“是这样,我还没到60岁,我还差几个月。“朱彤笑着回答,不失“严谨”。“自己亲身参与的话,才会发现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可改进的地方。比如,亲身抽了血样,才能感受到补充一些葡萄糖水,会让身体更加舒适。”
“珠峰有太多未知的东西。我们在2001年去珠峰之前,并不知道珠峰的臭氧浓度会这么高。所以,我们在看全球变化的时候,不光要在家门口测,还要到气候变化敏感的地方,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到南极、北极、‘第三极’,这可能对我们认识地球更为关键。”
1999年,不到37岁的朱彤从海外回国。2001年,就开始了对珠峰的研究。20年过去了,再看青藏高原,再看珠峰,朱彤说,“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
“我们讨论的生态系统安全、生物多样性、人类活动影响都与青藏高原关系密切。青藏高原蕴含着大量资源,这些资源未来能否为人类所用,怎样在人类活动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以系统的眼光全面把握它、保护它,是未来面临的更大挑战。”在朱彤的眼里,臭氧的研究、人体的监测……这些空白的领域,都是青藏高原研究中的“拼图”。
“您会想登顶珠峰吗?”
“这个野心我原来是没有的,但这次能到海拔6000米,以后也许能到6350米、也许能到7000米……不敢想象的这些目标,都是有可能的。”
“假设到了峰顶,您最想做的是什么?”
“带几台大气污染测量仪器,到珠峰顶上亲自做一次观测,这是最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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