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时也为世界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世界银行多次表示，中国减贫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之一，具有全球意义。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在即将告别绝对贫困之际，我们更应深思的是：如何让脱贫成果不断巩固，让贫困乡村持续发展？

求解这一问题的起点，当从更为冷静地审视脱贫工作的“短板”开始。

过去，我们多将贫困归结为一种物质匮乏状态。事实上，物质贫困往往只是一种结果，通常伴随着精神贫困、制度性贫困等一系列深层问题。过去几年，不少地方将扶贫作为中心工作，一心扑在帮助贫困户异地搬迁、寻找产业，乃至临时救助等工作上，有时难免忽略了贫困地区观念落后、教育缺乏、民风不淳、组织涣散等导致贫困的潜在因素。

同时，扶贫工作较为倚重的干部与群众一对一结对“各个击破”方式，对消除单一农户的绝对贫困起到明显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后续如不在提升当地基层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整体性政策上发力，可能还不足以保证可持续脱贫。尤其是，部分地区过于刻板地倒排脱贫时间表，要求下沉干部签订扶贫承包责任状，考核压力之下，有的干部为了完成指标，获得帮扶对象的认可，甚至自掏腰包讨好贫困户，这更不利于形成贫困风险人群内生脱贫动力，不利于从源头提升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

浙江省长兴县吕山乡金村村级代办员为村民登记需要办理的事务 徐昱 摄

在脱贫攻坚大业的收官时刻，我们理应更清醒地面对影响脱贫的深层因素，更充分地认识到谋划可持续脱贫长远图景的根本重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这意味着，可持续脱贫不仅需要关注农民“生活富裕”，更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从脱贫走向可持续脱贫，这一转型升级意味着乡村治理体制机制需要全面创新，以有效制度呵护脱贫成果，以精准措施激发发展动力。

首先，构建农村市场机制。物质匮乏之外，贫困人群更为稀缺的是选择的机会。相应地，持续减贫不止是物质帮扶，更重要的是提升人们行动和选择的自由。着眼于发展的扶贫工作，也应把重心放在机制创新上，更有效地匹配供需关系，释放要素活力，构建市场机制。一方面，结合当地现有条件，引入工商资本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将贫困户组织起来形成产业组织，进而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产业链的有机一环，这既有助于其形成有特色的发展模式，又可提高其抗御风险的能力。

其次，重塑乡村治理体系。可以说，没有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可持续脱贫的稳定行程。当前，不少贫困地区空心化现象严重，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三留守”治村，基层组织涣散乏力，治理水平不容乐观。欲求变革，如何破题？一重要契机可能是新机制的引入，以机制创新推动组织创新。具体说来，就是藉由市场机制的催化，让贫困地区找到符合自己发展实际的组织模式，生成与自己发展图景相匹配的治理模式。其中，引入社会组织，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其实是离贫困地区并不遥远的希望一招。

再次，适时转变政府角色。随着绝对贫困现象消解，各地政府需要逐渐从“骆驼式干部、保姆式服务”转变为有限责任政府，更要紧的关注点在于：一方面，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提供统一而公平的最低生活保障，比如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因服务供给不足而导致的贫困现象，缓解相对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村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政策体系，减少乃至消除因制度性障碍对脱贫工作造成的影响。

善治之要，在于体察民心，赋能于民，激发民之活力。在此抗疫不可松懈、脱贫不可展期的关键时刻，我们更需要将善治带入治理思路，以善治之谋，推进乡村治理新变，撑起神州大地可持续脱贫的庄严大厦。（郁建兴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首席专家）（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