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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萸之子”余光中:在《琅琊榜》里寻觅玄武湖

来源:中国江苏网   作者:石磊   2017-05-04 22:03:00
 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1947年进入金陵大学外语系,1949年随父母迁到香港,次年赴台湾。1953年创“蓝星”诗社,1974年到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2012年受聘为北京大学“驻校诗人”。著有《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等诗集,其中《乡愁》最为人熟知。

  【人物介绍】

  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1947年进入金陵大学外语系,1949年随父母迁到香港,次年赴台湾。1953年创“蓝星”诗社,1974年到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2012年受聘为北京大学“驻校诗人”。著有《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等诗集,其中《乡愁》最为人熟知。

  这头,浅浅的海峡永远年轻。那头,余光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去。

  尽管已戴上助听器,但这位九旬老人仍在《琅琊榜》里,搜索长江和玄武湖的踪迹。

  余光中太有名了,几乎每个人都在他那首《乡愁》里体会过人生百味。可谁能想到,诗人自己的乡愁如此想得却不可得。

  这种反差,似乎也是他人生的缩影:生于1928年重阳节,既有菊花诗酒,也有颠沛流离的避难。所以,他爱自称“茱萸的孩子”,听起来有种浪漫又伤感的宿命感——你奈人生何?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石磊

  “《琅琊榜》拍得很好看”

 

 

余光中 张警 摄

 

  因为身体原因,余光中淡出公众视线已有时日,就连高雄公寓楼下的保安都说“很久没见过余先生”。不过,余光中和妻子范我存,仍在关注海峡对岸的点点滴滴。比如,以南朝金陵为故事背景地的“爆款”电视剧《琅琊榜》。

  “《琅琊榜》很好看,我们认为这是大陆拍得最好的电视剧,买了整套光碟。”妻子范我存有些兴奋,“现在我们朋友分成两类,一类是看过《琅琊榜》的,最多的看过7遍,另一种当然是没看过的。”

  “影片里面里面没看到长江,也没看到玄武湖……”余光中插话了,他至今没忘南京莫愁湖、雨花台、北极阁、月牙湖这些“少年前尘”。

  记忆的星云以前,则是不得不提的栖霞山,“我的母亲在重九前一日登高,次日凌晨生下我,她登的就是南京栖霞山。”

  恐怕许多人,已不知重九为何要登高。梁朝吴均在《续济谐记》中写道:汝南桓景隋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火。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劢茱萸以击臂,登高食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过,见难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芸始于此。

  1928年重阳节出生的余光中,对自己的生日很满意,还自称为“茱萸的孩子”,不过他也提到,“重阳节的意义为避难,自豪中又感到深沉哀伤。”

  余光中认为,他那一代的孩子,似乎全诞生在重九这天。因为那代人,或多或少都被卷进了战争。

  “梁朝不过几十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余光中说的是南梁,你完全可以理解为在说南京。

  高淳遭日军:别出声

 

 

1951年余光中和双亲在台北合影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母亲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已带着余光中返回常州。没多久,日军一路打来,母亲只好收拾细软,带着孩子和族人在苏皖一带逃难。

  当年,一行人在高淳碰上日军,躲进一座佛寺,谁知日军随后也驻扎在此。余光中被母亲拉着钻到香案下,其他族人也纷纷藏在佛像背后。

  余光中回忆,当时他听见日军的吆喝和脚步声,根本不敢往外看。“千万不要出声啊!”母亲在耳边的叮嘱,简直就像祈祷。天色渐渐暗下,忽然殿前传来脚步声,直逼香案。母子俩以为被发现,死命相拥。没想到日军竟然是来礼佛的,虚惊一场。

  第二天清晨,确定日军全部离去后,他们才从香案下钻出来,却发现原先一同逃难的族人已经七零八落……

  “那一年我已经很有国家观念了,觉得自己是个小小的亡国奴。”可在体力上,余光中毕竟还只是个9岁的孩子,东躲西藏走走停停,实在走不动了,就由族人用箩筐挑着。

  后来,余光中在《下游的一日》文中,回忆起漫长的逃亡路,“在太阳旗的阴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营养不良。军刀把诗的江南、词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场……记不清走过多少阡陌,越过多少公路,只记得太湖里沉过船,在苏州发高烧,劫后的宜兴和桥街上,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

  隔着一条街的爱情

 

 

余光中夫妇和4个孩子

 

妻子范我存搀扶余光中 张警 摄

 

  踩着瓦砾和尸体行走的,还有范我存。多年以后,她成了余光中的妻子。

  “1937年夏天,我5岁,父亲带我们去杭州郊外的山上避暑,他发现笕桥机场突然变得很忙碌,察觉到要打仗,于是紧急下山。”范我存说,“那时候杭州只有火车通到金华,到金华后就得徒步,到长沙才有坐船坐到重庆,走了足足一年。”

  抗战时期,范我存在大渡河汇岷江的乐山,余光中在嘉陵江入长江的重庆,虽都在川渝一带,但并不相识。

  “抗战胜利后,我在苏州读了年初二,到南京明德女中读初三,学校对面,就是他读的南京青年会中学。”范我存口中的明德女中和青年会中学,现在分别是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第五中学,依然只隔着一条莫愁路。

  但二人真正结缘,还是因为文字。

  “我高三那年,和几个同学合办了文学刊物,把拜伦的诗《海罗德公子游记》咏滑铁卢的一段,译成了七言古诗。不难想见,一个高三的男孩,哪会有旧诗的功力呢?”余光中把刊物在学校附近的书店寄售,自然是一份也没销掉,只好搬回家。沮丧之余,他寄了份刊物给当时只见过一面的范我存,“她不管什么平仄失调,却知道拜伦是谁,觉得能翻译拜伦的名作,当非泛泛之辈。”

  只可惜聚散无端,直到译者余光中读完两年大学之后,才和读者范我存在台湾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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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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