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清明节还有一天，头发花白的凌敖老人早早来到镇江市丹徒区荣炳烈士陵园，拿着大扫帚步履蹒跚地清扫园内的落叶和垃圾，为烈士擦墓碑、扫浮土，然后打开大门迎接祭奠群众的到来。虽然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前来祭奠的人数减少，且多为散客，但老人仍然一丝不苟地忙活着。

凌敖今年74岁，是一名退役老兵，家住镇江市丹徒区荣炳盐资源区蒲圩村。自1986年荣炳烈士陵园建成开放以来，他已默默无闻地守护34个春秋。虽说工资已由当初的每月30元涨到了如今的每月150元，但仍然少得可怜。凌敖说，他能坚持到现在，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些烈士就是自己的战友，就是自己的亲人。

长年陪伴56位烈士

丹徒区最南端的荣炳，地处茅山革命老区，是一块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土地。抗日战争时期，荣炳蒲圩村是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粟裕、凌海波等工作和战斗的重地。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当地很多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荣炳这一地名就是以1946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当地革命领导人、中共陶宝区区委副书记凌荣炳烈士的名字经中央批准命名的。

荣炳烈士陵园占地2.6亩，长眠着凌荣炳烈士、1945年攻打日伪军据点时牺牲的新四军营长林晖烈士、1944年在金坛西阳执行任务被日寇杀害的我党通讯员凌腊庚烈士、1984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舍身保护伤员阵亡的李洪平烈士等56位为国捐躯的烈士。

“凌荣炳烈士、凌腊庚烈士和在朝鲜战场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指导员凌益康烈士等人，都是我们村人，而且还是同宗族人。”凌敖指着革命烈士英名录上的姓名介绍时，自豪写在了他的脸上。

30多年来，凌敖不仅是守墓人，而且当起了义务讲解员。每次有人来凭吊烈士，他都如数家珍般讲述烈士的故事。他说虽然自己识字不多，但烈士的事迹只要听人说一次就能记在心里，下次说给别人听。

烈士陵园门前道路两旁，两排高大笔直的水杉长势茂盛，像两队卫兵守护着陵园。庄严整洁的烈士陵园内，松柏掩映，南侧翠竹环绕，北侧墓地四周火红的红叶石楠修剪整齐，看起来就像红色的花海。而这背后是老人数十年的心血与汗水。

30多年前，正值壮年的凌敖在陵园门口和园内栽下了60多棵松柏，并精心管护。早年曾有树木被附近村民的牛踩踏枯死，但他很快就补栽上。平时只要有空，他就在园内除草、修剪灌木。他说，自己不仅对牺牲了的烈士有感情，对里面的一草一木也有感情，少了一棵就像少了自己的孩子。

坚守只为那份执着

送走最后两名祭扫烈属后，凌敖拿出不同时代的3本退伍（复员）证书介绍，他家祖孙三代参军报国。他的父亲凌杨林，生于1921年5月，为第四野战军战士，1950年7月复员回乡务农；他自己1965年8月参军，曾是一名工程兵；小儿子凌腊平2000年12月入伍，曾在山西某武警部队服役，如今也已退伍。

凌敖在部队从事艰苦的坑道作业。一次作业中突发塌方险情，凌敖和一名战友负伤，他断了一根肋骨，腰椎也严重受伤，于1969年带病退伍回乡。1986年初，荣炳实施殡葬改革，建了存放骨灰的安息堂，需要一名管理员，这事别人都很忌讳，但他承担了下来。他说，安息堂旁边有烈士墓地，当时还没建起烈士陵园，做了管理员就可以为烈士们守墓了。

从1986年开始，当地有关部门将散葬在本地或外地的家乡烈士全部迁移到一起，安息堂原址被划为烈士陵园，凌敖留了下来。当时，他每月的报酬是30元，后来加到36元，2014年报酬提到每月100元，2017年起涨到了150元。

虽然获得的报酬极低，凌敖每天都风雨无阻地来到烈士陵园内做清扫、管理以及接待工作，即使生病也坚持“上班”。实在爬不起来，就让儿子过来代班。收到新的烈士资料，他都会小心翼翼地将资料归类存放。

随着时间的推移，凌敖当年在部队受的伤有所好转，有很多机会到别的单位上班或外出打工，收入要比守墓高得多，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守墓，他说离开烈士陵园，心里不踏实。

妻子多次劝他改行，他总是笑着说，这辈子就这样了，家里有几亩地，还能填饱肚子。6年前，老伴患乳腺癌，家中拿不出钱来治疗，结果在遗憾和不舍中离世。虽然痛在心里，但凌敖仍坚持来烈士陵园值守。

记者随凌敖来到蒲圩275号看到，其居住的瓦房破旧低矮，外墙上有发黑的水渍，其中一间杂物间墙基倾斜，摇摇欲坠。另一间红砖砌筑的房屋内墙未粉刷，屋顶发霉透亮漏雨。由于无法居住，老人只得住在小儿子屋顶渗漏的平房内。记者了解到，由于家庭贫寒，38岁的凌腊平至今未婚，这成为凌敖心中的隐痛。

“辛辛苦苦忙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人家一个月的！”有村民讥讽凌敖为“傻子”。对此，凌敖不以为意，他说，这些牺牲的烈士虽大多和自己未曾谋面，但他们都是自己的战友。有生之年为战友守好墓，为战友扬好名、讲好故事，是一件光荣的事，他会一直做下去。（李国平 曹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