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平台公司，是由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单位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具有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肩负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重任。由于体量大、资产多、业务广，国有平台公司也存在诸多廉洁风险点。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突出重点领域，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政法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和粮食购销等行业的腐败。去年以来，江苏省常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多起涉及国有平台公司的违纪违法案件。这些案件暴露出哪些问题？问题发生有何深层次原因？如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记者进行了采访。
个别国有平台公司管理人员与“资金掮客”等内外勾结，虚构交易环节串通作假，违规支付高额中介费联手骗钱
2021年12月，常州市纪委监委联合常州市国资委梳理了全市国有平台公司近年来的融资发债情况，并联合审计部门进行分析研判，重点关注存在融资成本高、支付异常中介费等情形的融资项目，从中发现了一些疑点问题，随后按照管理权限分发各辖区纪委监委核查，挖出了一批线索，办理了一批案件。
陈颖欣，江苏科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2015年6月至2017年7月任钟楼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钟楼新城）总经理。收到陈颖欣的问题线索后，办案人员对其在钟楼新城任内融资情况进行了梳理分析。“我们发现陈颖欣任内融资十分频繁，两年时间里共操作了55项融资业务，其中多笔存在支付高额财务顾问费等异常情况。”常州经开区纪工委监察工委第二审查调查室工作人员王会堂说。
经查，2016年初，陈颖欣与“资金掮客”杨某某合谋，在一笔融资业务中虚设融资服务环节，虚列“财务顾问费”，共同骗取了数百万元公款。尝到甜头的陈颖欣，通过自己在某商业银行工作的朋友黄某联系了新的“资金掮客”和“开票机构”，以同样的虚列手段再次骗取巨额公款。
先勾结“资金掮客”，再虚构所谓的“服务费”“中介费”套取侵吞公款，以融资项目为掩饰的“敛财术”逐渐浮出水面。陈颖欣在钟楼新城及其下属子公司发展融资过程中，通过签订虚假融资服务协议，伙同他人共同贪污公款达上千万元。
常州市钟楼区纪委监委在处理钟楼新城融资费率过高、支付较高中介费等问题线索时，利用区纪委监委大数据查询研判中心对中介、顾问服务费账单等数据进行筛查比对和关联分析，发现一笔180万元的顾问费存在疑点。
“收到这笔180万的顾问费后，收款公司负责人第一时间从上海赶赴常州，并在常州某银行提现140余万元。当天跨市取现，我们判断这背后很可能存在利益输送问题。”钟楼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郭许伟说。
2018年，钟楼新城计划发行5亿元人民币中期票据，业务由钟楼新城原总经理助理赵宁分管，计划财务部原高级融资主管顾闻斌具体负责。起初，中期票据两次发行都不顺利。当年10月，投资发展部原经理助理徐飞将自己的校友、某证券公司工作人员蒋某某推荐给了赵宁和顾闻斌。
在对接过程中，赵宁、顾闻斌、徐飞与蒋某某约定，一旦蒋某某的中期票据发行方案被采纳，就给她顾问费。而蒋某某也暗示，事成后一定不会“亏待”三人。在赵宁等人不遗余力的推动下，蒋某某的发行方案被钟楼新城采用。2018年11月，钟楼新城5亿中票成功发行，蒋某某顺利拿到180万元顾问费。蒋某某也兑现承诺，将180万元顾问费中的120万元送给三人。
今年6月，赵宁、顾闻斌、徐飞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至两年两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利益捆绑、抱团腐败，是国有平台公司腐败案件的突出表现。“个别国有平台公司管理人员与金融机构、商贸公司、不法商人、‘资金掮客’等内外勾结，或虚构交易环节串通作假，或违规支付高额中介费联手骗钱，形成了分工明确、‘收益’共享的腐败利益链条。”钟楼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于超君说。
纪巡审联动形成合力，大数据挖出疑点问题，案件查处与控险挽损同步推进
国有平台公司既是融资主体，又是建设主体，经营范围广、业务链条长，呈现出资金量大、项目数多、专业性强等特点。也正因这些特点，涉及国有平台公司的案件专业门槛高，贪腐手段在所谓“融资产品”“创新业务”的包装下更加隐蔽复杂。
去年以来，伟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驰集团）前身江苏伟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束正俊、伟驰集团原副总经理邱雪琴等多位高管相继被查。“起初我们掌握了束正俊的线索，查办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内部问题不止于此。”常州市武进区纪委常委、区委巡察办主任顾忠泽告诉记者，为进一步深挖细查，去年2月14日，武进区委第三巡察组正式进驻伟驰集团。同日，武进区审计局同步启动对伟驰集团2019-2021年经营管理情况的专项审计项目。
强强联手、协同作战，“纪巡审”联动形成合力，让疑点问题无处遁形。“巡察组和审计组全程相互配合，通过个别谈话、实地走访、大数据排查等方式发现邱雪琴等人的隐性问题，审计组通过查阅凭证、账簿等查实问题，有力推进了调查核实工作。”专案组办案人员说。
伟驰集团融资规模大，涉及业务板块多、专业性强，巡察组应从何处突破？“我们请来融资业务专家进行培训指导，随后把关注点锁定在融资租赁、信托产品、PPN等非标融资业务方面，事实证明这恰是症结所在。”专案组办案人员表示。
非标融资业务量同样很大，如何从“大海”中捞出线索？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巡察组与专案组协调联动、互通信息，调取了伟驰集团近7年的融资台账，重点排查工商信息异常、公司成立时间与融资项目开始时间相近等四类存在疑似问题的中介公司。
信息技术手段成为审查调查的利器。“很多实际承揽融资业务的不是中介公司的法人和高管，而是将中介公司变成‘影子公司’，化身背后操盘的‘资金掮客’。”专案组办案人员说，专案组联合技术部门采用大数据手段，建立“融资异常中介模型”开展筛查比对，由此找到疑似“影子公司”；再将融资平台和可疑中介公司人员进行数据碰撞，锁定“资金掮客”和可疑资金，挖掘出隐藏在中介公司背后的行受贿问题。
融资中介在资金方和国有平台公司中间牵线搭桥，投入少、收益高，巨大的利益诱惑催生出一些专门“服务”国有平台公司的中介群体。中介公司为了获得融资资格和高额中介服务费，拉拢腐蚀国有平台公司和资金方人员，搭起贯通平台融资上下游的“产业链”。比如，邱雪琴等人通过提高第三方中介公司服务费比例等手段实现利益输送，使集团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国有平台公司管理人员大多较为熟悉财务、法律、金融等专业知识，往往事前精心组织策划，事后通过他人代持、投资理财等多种方式“洗钱”分赃。“陈颖欣利用其他公司、个人账户，以企业经营、投资理财等方式将赃款‘洗白’、设置‘防火墙’做风险隔断。我们还发现黄某等人套取公款后利用他人账户洗钱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公安机关。”王会堂说。
案件查处与控险挽损同步推进。钟楼区、武进区纪委监委以及经开区纪工委监察工委在查办相关案件过程中，共留置10人，并促使多名公职人员主动投案，党纪政务立案14人，移送公安机关线索2条后刑事立案5人，追赃挽损2000多万元，最大限度减少腐败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案件暴露出一些国有平台公司党建和经营管理“两张皮”，以及制度缺失、责任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
作为钟楼新城的“一把手”，陈颖欣在任时几乎掌控了公司全部的运营管理权，这为其违规决策、滥用职权埋下祸根。比如，在前期考察论证不充分、风险分析不到位且明知贸易毛利低于公司融资成本的情况下，陈颖欣违规决定下级子公司与常州某商贸公司开展贸易，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损失。
“案件暴露出党的建设和经营管理‘两张皮’，以及制度缺失、责任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常州市纪委监委第五监督检查室主任朱秋卫说，国有平台公司负责人被“围猎”风险高，一旦自身思想防线未筑牢，且缺乏有效监督制约，防线极易被“攻破”。
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纵观陈颖欣等人的腐败问题，究其根本是因为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责任虚化空转。比如，陈颖欣以经营管理权替代领导权，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事项集体研究决策、重大问题决策前置程序等制度规定。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往往与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和制度性漏洞有关。伟驰集团风控体系不健全，责任明确机制缺少闭环设计，决策制度不规范，“牛栏关猫”的制度漏洞导致邱雪琴等人频繁逾越“红线”。
案发时，钟楼新城尚未建立有效的决策及风险管控制度，没有设立专门风险监督部门。对于发行中票等金额大、审批环节多的融资业务，在没有风险监督部门参与情况下，仅按照领导要求就可开展。
“从组织架构看，涉案国有平台公司存在治理模式异化现象，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没有得到有效分离，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三张清单’职责不明、制约不力。‘一把手’既是项目评估者，又是决策者，收受好处后违规操作，开展融资业务不进行市场调研、成本测算、风险预判，不采取担保措施，内控机制形同虚设。”朱秋卫说。
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国有平台公司经营管理迈入发展新轨道
按照《常州市钟楼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部署，钟楼区挂牌成立常州新运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运集团），承担整合辖区内钟楼新城等国资国企的任务。而在新运集团大楼218办公室门右侧，一块前不久上墙的新门牌格外醒目：钟楼区纪委监委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
在区管国企改革的同时，钟楼区纪委监委着力推进区管国企监督工作改革，配齐配强派驻监督力量。“除驻点专职专责监督外，我们着重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和重点领域监督，制定出台区管国有企业派驻监督工作手册，明确派驻机构工作职责、日常监督方式、沟通协商机制等，并制定《区管国有企业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监督工作方案》，督促国企健全完善相关内控制度。”钟楼区纪委监委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焦骐洲说。
针对伟驰集团系列腐败案件，武进区纪委监委向伟驰集团制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纪检监察建议》，指出其存在五方面问题，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廉政教育、加强监督管理、加强制度建设等四方面建议。
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相关国有平台公司经营管理迈入发展新轨道。
推动建章立制，完善内部治理。新运集团先后出台《“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党建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等72项规章制度。伟驰集团围绕议事规则、党建管理、组织人事、资金管理、投融资管理等优化规章制度，制定集团“三重一大”事项清单，引进外部董事4名，配备纪委书记和总审计师，增设审计部和监察专员办公室。
与此同时，常州市纪委监委向常州市国资委下发提醒函，就明确融资利率红线等问题进行多次对接和研究。常州市国资委明确了国有平台公司融资利率的指导红线，并修订出台《关于规范常州市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严格风险防控，为问题易发领域拧紧“发条”。新运集团深入开展集团岗位廉洁风险点排查工作，聚焦选人用人、贸易融资、工程审批等权力运行集中的领域，形成集团和下属企业两个层面的风险点清单，明确各风险点对应的等级和防控措施，把党风廉政建设嵌入到集团内控管理和各项业务中。伟驰集团完善融资决策体系，去年成立融资决策委员会，优化融资结构、压降融资成本，并增强审计法务力量，防控平台经营风险和廉洁风险。
开展警示教育，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常州经开区纪工委监察工委拍摄国有平台公司专题警示教育片《蛀漏的“钱袋子”》，剖析陈颖欣蜕化变质过程，召开国有平台公司专题警示教育会。钟楼区纪委监委拍摄国企警示教育片《迷途》，去年底协助区委组织召开全区警示教育大会，教育警醒全区党员干部。武进区纪委监委拍摄警示教育片《国企之蠹》，以邱雪琴等人案件为例，集中开展国有平台公司腐败问题警示教育。
“我们将继续推动国资、财政、审计等行业监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畅通行业监管部门与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司法机关移送问题线索渠道，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形成监督合力，将监督效能更好转化为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常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李文宏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自江苏常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