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图②：敦煌研究院团队在进行壁画修复和洞窟数字化信息采集。
敦煌研究院供图
图③：杨柳独竹漂表演。
杨 柳供图
图④：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演出现场。
马业平供图
图⑤：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及考古绘图。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择一事、终一生。希望大家把研究保护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和无悔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文物保护和研究队伍建设寄予厚望。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本版邀请4名文化遗产领域的工作者，回顾他们在保护和研究现场的动人瞬间，展现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
——编 者
探索文物背后的奥秘
敦煌研究院院长 苏伯民
今年，我到敦煌已经30年了。常有人问我：30年的相处，敦煌有哪些最打动你的时刻？你对敦煌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我很少去琢磨这些感性的问题。回想起来，组成30年光阴的似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保护项目。在别人看来，大概不够浪漫，但我对文化遗产事业的理解和坚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深的。
如今，科技在文物保护和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与文化遗产事业的结缘，就是以科研为桥梁。我是学化学专业的，毕业后进入甘肃省地矿局中心实验室做岩矿分析。一次偶然的机会，同事向我介绍敦煌研究院，告诉我那里有国际合作项目。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西北，这种机会还比较少，就这样，怀着对科研的憧憬，我踏入敦煌。
初到敦煌，我就被泼了一盆“凉水”。当时，敦煌研究院的仪器设备条件比较落后。我的任务是做敦煌壁画颜料变色相关研究。颜料分析需要X射线衍射仪，但院里的衍射仪性能不足，很难正常开展工作。我还能做啥？该从什么方向着手？带着这样的迷茫，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我决定“回炉再造”，攻读文物保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
壁画为什么会产生起甲、空鼓等病害？它跟环境、材料的关系是什么？就像医生对待患者，要先弄明白病理，才能找到最好的治病方法。我渐渐感到这里头值得研究的东西太多了，对工作也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莫高窟第85窟修复项目，让我获益良多。以前，洞窟和壁画保护工作都是零零星星的，很多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老专家们的经验，并未弄清背后的机制原理。经过第85窟的修复，对于保护一个洞窟，要经过哪些步骤、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我们终于有了完整、全面的思路。从此，敦煌文物保护开始逐渐走向系统化、科学化。
30年来，无论是保护理念、管理水平，还是科技应用、文化传播，敦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代代敦煌人接续奋斗的成果。每次想到自己也是接力中的一环，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现在，我们的团队已有300多人。利用多光谱分析等技术，已经能够实现对壁画的无接触研究和预防性保护。260多个洞窟已完成数字化，在对外展览、网络传播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敦煌壁画内容极其丰富，如何对其中的信息进行进一步整理、提取，再分门别类地展示给大家，我们的数字化团队也正在努力。除了自身的工作，团队还经常受邀为其他省份甚至国外的项目提供支持。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仍在探索文物背后的奥秘。敦煌壁画的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包含着怎样的色彩变化规律？潮湿环境下的墓葬壁画保护，与敦煌的经验存在哪些差异？作为敦煌研究院院长，我也在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敦煌、爱上敦煌。希望美丽的敦煌能够绽放出更加璀璨恒久的魅力。
脚踩独竹翩然行
独竹漂技艺传承人 杨 柳
脚踩一根竹竿，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翩然独行……我7岁与独竹漂结缘，在我心里，独竹漂一直有着这样的浪漫色彩，接触越多，喜爱越深。
独竹漂，又叫独木漂，发源于赤水河流域，是黔北地区的传统技艺，岸边群众依靠它便捷往来。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时，就曾以独竹为舟。随着年代更迭，独竹漂不再担负交通功能，成为颇受欢迎的民间体育运动。每年端午节，家乡人都会举行独竹漂比赛，与赛龙舟齐名。
独竹漂的竹子有统一规格，脚下竹竿长约9米，直径15厘米，手上竹竿长约5米，直径3厘米。练习的关键是通过不断变换站立姿态，与水流对抗，达到平衡。这需要反复摸索，找到与自己身形和步伐相匹配的角度。在江面上表演看起来很美，但夏天烈日晒到中暑，冬天河水冰冷刺骨，还常会被毒虫、蜜蜂、蚊子叮咬。大风、波浪、漩涡等都可能导致失误，无数次掉进水里，又爬回竹竿上。但我依然坚持了下来，到今天，已经练习了18年。
有人不理解，问我为什么要学独竹漂，又苦又累，长期泡在水里还伤身体。可如果没人愿意吃苦，技艺就会失传。我的奶奶是独竹漂爱好者，受她影响，我从小就与独竹漂“相识”，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再苦再累都不怕。
学习的过程中，我也在尝试创新。因为小时候学过舞蹈，我就试着在独竹漂上融入“一字马”和抬后腿等动作。我还努力了解独竹漂的起源，想象先民们的生活状态，专门去学习民族舞、芭蕾舞、现代舞，了解汉服文化和戏曲文化……在独竹漂中融入舞蹈和国风元素后，我不仅赢得岸边观众的热烈掌声，表演视频也在网上获得无数点赞，甚至传播到国外。有网友调侃，武侠小说里的绝技，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了。
能获得这么多关注和认可，我何其有幸！据我了解，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突出，在已公布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单中，第五批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达到63岁，40岁以下的不足1%。好在，身边有许多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一行列。现在，我有了新目标，不仅要继续创新独竹漂演绎形式，还要把它教给更多人，将独竹划出国门，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编钟之音远古来
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副团长 马业平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乐团专门排了一台《长江之韵编钟音乐会》，首次在湖北省博物馆新馆表演。没想到观众那么热情，几乎一票难求。我欣喜地看到，随着编钟音乐的发展和推广，编钟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真正“活”起来了。
1978年5月末，在埋藏2400多年后，曾侯乙编钟重现人间。为了检测它的乐音，在现场专家的指导下，几位音乐爱好者试奏了《东方红》《国际歌》等一组乐曲。8月1日下午，曾侯乙编钟的首场“现代音乐会”在出土地附近举行。
1984年9月，历时4年复制的全套编钟“形似声似”，通过国家鉴定委员会的验收。湖北省博物馆在湖北艺术学院（今武汉音乐学院）的协助下成立了编钟演奏组。当年国庆节，演奏组应邀赴京演出。1987年，湖北省博物馆设立专门的编钟演奏厅，平均每天演奏三四场，供参观者欣赏。
我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学的是民族乐器，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和演奏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自从博物馆里有了舞台，我便日夜钻研，掌握了编钟演奏技巧，这让我有幸成为一些重要活动的参与者。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现场，曾侯乙编钟登台。音乐家谭盾在武汉选出6名编钟演奏者，我是其中之一。在那历史性的一刻，听见编钟庄重、雄浑的乐声与大提琴、钢琴、合唱完美融合在一起，那种震撼，我毕生难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仪式采用的音乐《金声玉振》中，我负责制作石磬等石制乐器与编钟和鸣，还参与了音乐的录制。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们的编钟演奏多次走出国门，登上许多著名音乐厅的舞台，几乎每次亮相都会引起轰动。全世界有6亿多人次聆听过这来自远古的乐音。
作为文物的编钟来自尘封的历史，但作为乐器的编钟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走向未来。曾侯乙编钟出土后，一些音乐家为它创作了一批古风乐曲，我们也曾演奏过《梁祝》等传统民乐。但编钟所能表现的，远不止于此。近年来，以《诗经》《楚辞》为来源，我们创作了《关雎》《九歌》《天问》等曲子。我们还和现代音乐家合作，进行了许多新尝试。2018年，编钟演奏的游戏乐曲《风一样的勇士》获得很高的网络点击量。2022年湖北省博物馆元旦音乐会上，编钟与钢琴合奏《我的祖国》，受到好评。
古老而又年轻的编钟，将在乐声中传承，获得永恒的生命。
在考古绘图上用心用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绘图师 罗泽云
你知道给三星堆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这样的“大家伙”绘张图，得有多费事？在神树四周搭起脚手架，工作台上爬上爬下，用了近一年才画完。两米多高的青铜大立人也是难啃的骨头。青铜大立人衣纹繁复精美，得拿着放大镜从头到脚反复观察。这一画，又是半年多。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绘图师，这些年来，绘制过的文物标本超过了5万件。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被发现，为了搞研究，急需出版一本权威的考古发掘报告。我本来主要从事野外发掘工作，当时“赶鸭子上架”，第一次接触到考古绘图。从1992年到1997年，我全身心扎进这项工作，从最简单的青铜头像学起，最初一个星期只能画一个，后来进步到一天可以画几个。
三角板、直尺、圆规、各种型号的画笔……这些都是30多年来和我日日相伴的伙伴。落笔之前，要对器物进行长时间的细致观察，最好将所有细节完全印在脑子里。然后对文物的长宽高等数据进行精确测量，用铅笔按比例画底图，再蒙上一层硫酸纸，画一遍墨线图。不光要准确，还要追求美观。线条的虚实、粗细，阴影的疏密、浓淡，都能影响一幅作品的质量。为了避免呆板，线条必须有完美的弧度和准确的透视关系。不同文物有不同的处理手法。比如，陶俑面部表情丰富，重在生动；青铜器纹饰复杂，重在细致；石器则需表现出其独有的打磨痕迹……
或许有人会问：现在科技发达，有高清摄影、三维扫描等各种先进的记录手段，考古绘图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可别小看考古绘图。它的作用是照片替代不了的。刻痕细微、锈蚀等因素，让文物纹饰模糊不清，简明的线条能把文物纤细如发、不易观察到的信息提取出来，一目了然。正是由于这种直观和精确，考古绘图一度被称为文物的“标准照”。一本优秀的考古报告由文字、照片和绘图三部分组成，缺一不可。
考古绘图看上去很枯燥，常常在案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去年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举办的“妙笔生花——考古绘图展”展出了我的好几幅作品，这是国内首次举办这一主题的展览，“冷门”的考古绘图也由此走进大众视野。希望更多年轻人因此了解、喜欢上这项工作，将考古绘图更好地传承下去。
本版文章由本报记者周飞亚、苏滨、田豆豆、宋豪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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