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一些政客绞尽脑汁编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悲情叙事”，却对这个存在于美国自己土地上的顽瘴痼疾绝口不提。强迫劳动这一当年奴隶制留下的丑陋遗产至今仍深深地根植于美国社会，而监狱是强迫劳动的重灾区。

“这里的奴隶制已经发生并且从未结束。”曾在美国加州监狱遭受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塞缪尔布朗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塞缪尔在加州监狱服刑24年，于去年12月获释。他是加州第一个被要求清理“新冠牢房”（新冠感染者住过的牢房）的犯人，并且没有权利说“不”。为了抗争，他甚至草拟了一份“ACA-3修宪案（加州废除法案）”呼吁废除强迫劳动。他说，自称是“世界之光”的美国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追责。

环球时报：能说说你在监狱里的经历吗？

塞缪尔：我在加利福尼亚监狱系统待了24年，期间我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进厨房、打扫院子、洗碗间里做杂工、搬运工、医院看门人等。

他们（狱方）告诉公众，被监禁的人对此有权拒绝，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一个囚犯说不，那么将会收到惩处报告，他们会让你的日子变得很难，比如难以得到所需的基本生活用品、难以在监狱里走走或者完成很小的一些事情。这是一种“酷刑”。酷刑并不仅仅是指“水刑”或者把人绑起来，也指利用过程和程序使人的生活变得悲惨。

这相当于现代的鞭子，是他们用来强迫人们做他们本来不想做的事情的方式。所以在美国和加州的监狱系统，奴隶制从未结束。

环球时报：这样的劳动有报酬吗？

塞缪尔：我得到的最低报酬是“什么也没有”。最高报酬是每小时75美分。然后他们还会拿走其中的55%作为赔偿，说是支付法庭的费用。

环球时报：你为什么想要起草“加州废除法案”？目的是什么？

塞缪尔：“加州废除法案”直接针对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时，第13条修正案获得批准，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这理应废除了奴隶制，但实际上并没有，而是允许有条件的奴隶制。

我是加州第一个不得不去清理那些“新冠牢房”的人。当我向我的主管表示想每隔一天来工作一次，不想继续冒生命危险—因为那时这是个新事物，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他们告诉我，如果我不来工作，我会收到惩处报告。

那时我已经被安排进入假释委员会听证会—因为我被判处的是终身监禁—所以为了能出去，我必须出现在假释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而且不能有任何违纪行为，才能在至少5年内被考虑出狱，所以我不能接受收到惩处报告的结果。他们用它威胁我，我能做的就是回去继续工作。最终我感染了新冠肺炎，几乎要死了。我告诉我的妻子，自己不想因为这份“工作”而死，我想对此提出上诉。她说，你能上诉吗？我说我可以，但即使提出上诉，宪法也会支持他们（狱方）的论点。她说：“那就让我们修改宪法”。

我写了修正案，或者说“将成为修正案”的文字。我的妻子把它带到州府，递交给了当时的议员悉尼卡姆拉格，她现在是州参议员了。她起草了该法案，让它变成了一个实在的东西。

我们的草案以59比0一致在加州众议院通过，也一致通过了参议院公共安全委员会，参议院选举委员会和拨款。当我们去参议院投票时，“白人至上”势力露出它丑恶的头。有政客开始一场散布恐惧的运动，并试图窃取有关该法案内容的叙事方式。他们讲述有关该法案的故事，称该法案“旨在让被监禁的人过上轻松的生活，让罪犯和囚犯更轻松，并无视受害者的权利”。他们说这不是终结奴隶制，而只是“为了给囚犯钱”。你知道，他们撒谎并开始改变叙事方式，但人们结束加利福尼亚奴隶制的意愿仍然很强烈。所以其他参议员愿意代表该法案投票。

但是当应该进行投票时，他们开始拖延时间。因为投票日是参议院会期的最后一天，所以最终这个草案甚至没有得到投票。他们使用程序在最后一刻将其扼杀，这是一个可怕的决定，因为他们拒绝让人民有机会就这个关键的历史问题进行投票。

环球时报：为什么强迫劳动或者说奴隶制在美国很难被消除？

塞缪尔：监狱经济是美国经济的重要引擎。有很多主流公司和组织从监狱劳工身上受益，通过使用监狱劳工来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润。因此他们有动力支持严打有色人种犯罪的立法，这样他们就可以从监狱获得廉价劳动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加州废除法案”代表摆脱“允许奴隶制”的法规。

我也会看新闻，我看到过关于其他国家和其刑罚制度的报道，以及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评论。美国自称是“世界之光”，但这很虚伪，因为这里的奴隶制已经发生并且从未结束。

美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被追责。他们应该做到他们所标榜的事情。我们刚刚把六月节定为法定假日，但是我们还存在奴隶制，我们怎么能庆祝六月节呢？为时过早。我希望国外的人们开始关注压榨有色人种为目标的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给美国施加压力，追究他们的责任，告诉它现在就结束奴隶制。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王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