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上）
初级产品包括粮食、能源和矿产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产品。我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19.18亿亩耕地，2021年粮食产量13657亿斤，原煤产量41.3亿吨，原油产量1.99亿吨。这构成了初级产品的基本家底。
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必须加强战略谋划，及早作出调整，确保供给安全。
初级产品至关重要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意义重大。无论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缓解实体经济成本压力，还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强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都要求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
——加强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国情使然。
我国是14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的超大经济体，这意味着初级产品的国内需求规模极为庞大，城乡居民生活不可或缺。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规模达37万亿元，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39万亿元，皆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我国需要有与世界工厂地位相匹配的初级产品供应。
在许多人的传统印象中，初级产品太常见、太基础，技术含量有限、附加值不高，常常忽视其价值，甚至视为“衰落的行业”。然而，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全球资源能源需求持续上升，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实力对比”已经悄然发生转变。一些初级产品虽不像高新技术产品那样“光鲜”，但因总量有限、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往往在产业链中拥有更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初级产品事关生存，虽然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关键时候、有事时候，其重要性可压倒一切。尽管制成品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复杂制成品也很重要，但初级产品是经济运行的基石，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须臾离不了初级产品。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强不强，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成色、韧性和抗冲击能力，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加强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现实所需。
去年以来，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供给紧张、价格上涨，更凸显了初级产品的稀缺性。今年以来，俄乌冲突严重影响全球粮食和能源供给，也使得初级产品成为焦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强介绍，俄乌作为全球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此次双方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及供给格局影响重大。俄罗斯、乌克兰是世界重要粮食供应国，在国际粮食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21年，俄罗斯小麦出口3290万吨，占全球18%；乌克兰小麦出口2000万吨，占全球10%；两国玉米出口占全球19%，葵花籽油出口占全球63%，菜籽油出口占全球15%。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乾分析，短期来看，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正形成严重冲击。从长期看，现有的国际能源体系将加速变革。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占全球石油贸易量的10%，出口的天然气占全球贸易量的近20%。俄乌冲突导致的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将影响市场供需体系的平衡。无论是沙特还是美国，短期内都不具备完全替代俄罗斯的可能性。全球能源供需紧张、西方的金融制裁以及俄罗斯以卢布结算能源资源产品的反制措施，正在严重冲击国际能源定价体系和结算体系。
——加强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长远战略。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初级产品供给是国民经济最基础的部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段炳德认为，无论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是经济发展需要保持一定增速，都意味着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处于持续上升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说，沉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需要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尤其是注重保护产业链安全和初级产品保障安全。这体现中央经济政策的底线思维，强调在极限的情况下，保障中国的石油、粮食等初级战略物资能够自给自足，并增加储量。
种种迹象显示，关键初级产品的稀缺性在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22年全球十大趋势展望》，提出由于主要大国争夺关键资源能源、确保安全供应及主导能源结构转型的博弈不断升级，全球初级产品的供求仍将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初级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和可获得性风险将更加凸显。一方面，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对出口国和进口国产生了不对称影响，尤其是对于进口国，初级产品价格上升会影响国内原材料的投入成本，进而对其通货膨胀率、进出口贸易、本币汇率和国际收支等产生不利影响，而出口国的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可能进一步抬升关键初级产品的稀缺性。另一方面，低碳发展对初级产品供求关系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铜、镍、钴、锂、稀土等稀有金属的需求正在大幅上升，大国对稀有资源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
保障形势不容乐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初级产品保障供给。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自然资源利用取得重大进展，深入推进能源革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不过，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任务十分艰巨，有的种类初级产品进口依存度已经比较高。比如，石油、铁矿石、大豆等对外依存度较高，一些资源和原料的进口比重还在上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开始依赖国际市场。
我国是初级产品生产和需求大国。自2002年以来，我国初级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处于上升趋势，此后虽然有所回落，但自2016年开始再度攀升。截至2021年12月，我国进口初级产品占总进口的比重为36.3%，已经连续6个月在36%以上。同时，我国初级产品贸易逆差为746.4亿美元，处于历史高位；而2021年8月更是一度达到创历史的794.3亿美元。如果分品种来看，感知会更清晰。
一看粮食。在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下，国家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关键，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13657亿斤，同比增长2%；单产达387公斤/亩，比2015年增长16.8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0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水稻、小麦两大口粮自给率超过100%，玉米超过90%。可以说，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然而粮食结构性问题也开始突出，满足多元化需求的难度越来越大。2021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极端气候、国际航运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我国粮食进口量突破1.6亿吨，其中，玉米2835万吨、大豆9652万吨。近年来，我国大豆自给率约15%，食用植物油自给率约33%。值得注意的是，谷物进口比重不断上升，其中，玉米、大米和小麦三大主粮净进口呈现常态化，特别是玉米进口量已连续两年突破进口配额。
二看能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始终保持在80%以上，供需关系持续向好；截至2021年10月底，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大关，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2021年，全国原煤产量41.3亿吨，同比增长5.7%；原油产量1.99亿吨，同比增长2.4%。
尽管能源供给能力和质量提升，但能源安全矛盾也不容忽视，突出体现在油气安全上。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国内石油表观消费量呈现近年来少见的负增长，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2.2%；同期，国内天然气消费增长12%，对外依存度升至46%。业内人士预计，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油气对外依存度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三看矿产。金属矿产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包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金属、稀有金属。从近年来主要消费矿产情况看，镍矿、钴矿、铜矿对外依存度均超过90%，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80%，而稀土和铅矿对外依存度则较低，约20%。分析起来，主要与我国矿产品储量低、品质低以及提纯技术低等因素有关。
比如，我国铁矿石储量位居全球第四，但大多深埋地下，与澳大利亚、巴西等相比，开采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同时，铁矿石品位相对较低，含铁比重不及全球平均水平。再比如，我国是硅的最大生产国，总量上能自给自足，但多晶硅的进口依存度超20%，金属硅的进口依存度则不足0.1%。原因是提纯技术的欠缺，导致高纯度硅类制品要部分进口。
可见，初级产品保障形势并非高枕无忧。原因在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总体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即使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消耗规模也相当大。同时，我国一些初级产品的资源禀赋并不理想，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开采难和品质低并存。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量快速增加，对初级产品的数量和品种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多重因素之下，不可避免要依靠国际市场。
我们必须警惕单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引发系统性、全局性风险。初级产品供应的严重缺口有可能演变成为“灰犀牛”事件，特别是粮食安全更是不容有半点闪失。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多个资源生产国的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资源生产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和初级产品供给问题。如果未来反全球化情绪进一步加剧，这些对外依存度较大的初级产品很可能成为新的“卡脖子”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加强战略谋划，确保供给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把安全问题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强调粮食、能源、重要资源要首先确保供给安全。高度重视初级产品供应中存在的重大缺口，密切跟踪、深刻研判、充分准备。
立足国内保障供给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要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必须深刻认识到，我们要利用“两个市场”，但也要有一个安全线，超过了以后就要亮“红灯”。
——保障能力是“产”出来的。
初级产品生产有其共同规律，不管是粮食还是能源，都必须发挥科技创新在初级产品生产中的第一动力作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胜利油田时强调：“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发展实体经济，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只有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充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才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端牢能源资源的饭碗，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是关键。这就要明确重要能源资源国内生产自给的战略底线，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先进开采技术开发应用，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促进区域多能互补协调发展。要把准区域能源发展的方向，例如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山西通过综合改革试点、争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青海立足高原特有资源禀赋、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粮食关乎国运民生。只有吃饭问题解决了，整个大局才有基础性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必须深刻认识到，尽管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是粮食安全基础仍然不牢固、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靠别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既不现实，也靠不住。确保粮食安全，需要坚守“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夯实农业稳产增产的基础，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要做到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
——保障能力是“储”出来的。
作为油气进口大国，应把油气储备体系建设摆到与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快形成政府储备、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和生产经营库存有机结合、互为补充，实物储备、产能储备和其他储备方式相结合的石油储备体系。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供气企业、管输企业、城镇燃气企业各负其责的多层次天然气储气调峰和应急体系。
同时，应健全能源供应保障和储备应急体系。统筹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能源供应安全保障，提高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各种极端情况的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优化能源储备设施布局，完善煤电油气供应保障协调机制。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探索建立氢能产供储销体系。积极推动流域龙头水库电站建设，提升水库储能、运行调节和应急调用能力。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运转高效、管理规范的粮食储备体系，政策性粮食库存充足，调控资源丰富而有力，主要包括中央储备粮、地方储备粮和最低收购价粮等政策性库存。实现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就要用好用活储备调控资源，调节市场供求，既要防止粮食供应短缺引发粮价大幅上涨，又要防止粮食供应宽松造成粮价震荡下跌。
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的同时，还需在储备粮品种结构安排上，兼顾主要副食品有效供应。目前，玉米、大豆在中央储备中占比较小，在地方储备中则更少。随着消费需求的升级，大豆和玉米等饲料粮需求量有增大趋势。应适当增加玉米和大豆等短缺品种储备规模，促进储备粮从总量安全向品种结构合理转变。
——保障能力需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
必须深化能源和农业相关领域改革，坚持市场和政府两手发力。粮食、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供给，一方面因为其基础性、重要性，需要政策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一定要让农民种粮有钱赚、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在这方面，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逐步建立健全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强化对产粮大县的财政奖补力度，提高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要加强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全面推行粮食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险，让农民种粮有奔头。粮食生产效益低，如果完全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实现粮食稳产增产目标的难度很大。
“期货是稳定初级产品供给的有效金融工具，应发挥期货期权市场稳定初级产品供给的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段炳德表示，2021年，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期权成交量占比居前10位的玉米、天然橡胶、铁矿石、棉花和铜，都属于初级产品。期货市场不断发展完善，通过套期保值和发现价格，稳定需求方的成本预期。要加强期货市场的制度完善，完善法规指引，防范金融风险，防范资本过度投机和放大一些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
——保障能力需要优化利用国外市场。
在供需缺口增大的形势下，进一步丰富初级产品进口来源，减小对单一进口渠道的依赖。从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农产品、能源产品和矿产品来看，目前主要进口国较为单一。例如大豆主要从巴西和美国进口，原油主要从沙特和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主要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铜矿主要从智利和秘鲁进口。进口单一容易受自然灾害、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从而产生风险。
多元化海外油气资源获取方式，是提高我国油气供应保障度的战略选择。在两次石油危机后，主要石油消费国都认识到过度依赖单一地区资源的风险，积极实施多元化的石油获取战略。中亚、俄罗斯地区油气资源距离我国相对较近，且与我国政治关系友好，具有地缘优势，未来应重点加强与该区域国家的油气开发合作，同时加强海外能源资源运输渠道的多元化建设。应注重油气资源进口贸易方式的多样性，增加长期供应合同占比。
进口粮食是调节国内余缺的重要手段。从2021年第四届进博会上的采购情况看，我国粮食企业在粮食贸易中还停留在采购阶段，在进口来源地还没有形成种植、加工、储备、配送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与跨国大粮商相比，我国粮食企业仍存在较大差距。要进一步增强全球粮食供应链管理能力，企业之间粮食、航运、物流等方面要实现优势互补，增强协同效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农粮产业深度合作，在当地构建仓储、加工、码头。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本报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 顾 阳 乔金亮 冯其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