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洺君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她和同事一直通过热线，帮助在疫情期间有需求的人，而且一干就是三年。

人们或许很难理解，在四天预防性隔离的第三天，仅仅因为没能等到一直被允诺带来的牙膏，处于异地备考状态的女孩情绪接近崩溃。但在接话员杜洺君看来，这就像一颗炮仗引爆了情绪一样，疫情期间很常见。她和同仁在武汉实施城市管控的那刻起，就敏锐觉察到，相比肉眼可见的医疗救治，公众对未知病毒的极度焦虑，迫切要求他们打一场没有硝烟的心理免疫战。他们成立了湖北心理热线，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各地。

湖北省国泰心理研究院院长 杜洺君：首先是聆听，我听你描述你的行为，我可以去聆听到你情绪和行为背后的感受、想法、期待，和你这个人；第二，其实有个叫同理的过程，同理他的感受，因为感受是不能被否认的，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感受；然后，我们给他一个澄清和反馈，比如说那些很好的问题，真的让你难受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超越了问题本身。

专业和经验提醒杜洺君和同事，诸如传染病等重大社会事件发生后，暂时无法借由自己、亲朋好友消除恐惧的人们，往往会将最脆弱无助的一面投向陌生人，而传染病特性刚好放大了电子网络作用，其超越时空、保证隐私的优势，让他们迅速抵达求救的人们。三年来，热线一直在线，拨入电话已累计达27000多个。但杜洺君总是说，咨询师这个群体其实能力有限，是解决问题的N分之一，她总提醒咨询师们，把“我能为你做什么”这个问题，抛向来电者。

湖北省国泰心理研究院院长 杜洺君：比起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当我们做完了梳理和澄清之后，我会用这句话来分彼此的责任，因为那个困境是你的，不是我的，启发当事人向内思考，启发他自己的力量呈现。

不久前，一位备孕女性打来电话。身体本来就不好，又遭家庭生育压力，终于迎来最佳备孕时机，她和爱人却双双感染新冠，她不知道孕育一个生命又要等到何时，从万事俱备到戛然而止，她的内心极为焦灼。

湖北省国泰心理研究院院长 杜洺君：咨询师像什么？像心理上的110，出现危机的时候再打。其实咨询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是看见，我们帮助当事人，帮他去看到有哪一个是希望，有哪一点是事情本身的缝隙（突破点）所在，我们帮他去看，看他手里的资源，然后他自己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因为答案不在我手里，永远在他手里。

心理热线就像一个中转站，人类的海量负面情绪，来到这里得到澄清、处理和放下。事实上，杜洺君才是她自己的第一个咨询者。2014年，她拿到咨询师证，也正是这一年，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诊断为乳腺癌二期。她感受到切实存在的恐惧。

湖北省国泰心理研究院院长 杜洺君：这个就像把一个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从遥远的未来，“啪”，就拉到这个人的面前。我可以僵在那里，我也可以逃避，但是我始终要面对。所以我是从化疗的第一天开始发朋友圈的，我给了我自己一个意义。其实意义是做心理咨询的一个重要方法，所以我给每一次化疗都起了名字。我的目的是叫“新中国解放（成立）”，就是隐喻我会康复的，这四次化疗就是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我的心态上开始从容了，是一个全然接纳的过程。当你选择了生，可能你的全身心就朝着生的方向去努力。

渡人先渡己，把心理知识运用到自己身上，杜洺君说除了实际年龄，她还该是九岁：从确诊至今，她安全走过了九年。

湖北省国泰心理研究院院长 杜洺君：2018年，在一本书上写下这么几个字：肿瘤心理治疗师。当写完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可能在那个瞬间，我拿到了我的使命和价值，而且我做到了。我现在回转身来，告诉那些还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他是有迹可循的，是有成功案例可参照的。

有了心理学上的自我疗愈，杜洺君更加坚定疫情时的公益决心。她发现，相比曾经一个月来电上千，如今有了断崖式下跌，但她依然希望热线能持续一段时间，等等那些心理恢复缓慢的人，让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渠道。

湖北省国泰心理研究院院长 杜洺君：心理咨询的目的，不是一定要让他做出改变，而是让他知道自己在哪里。其实他困在那里，也是很需要力量支持的。

杜洺君说，疫情是公众了解心理咨询的一大契机，其神秘感在被打破，对心理问题的耻感在弱化，“男儿有泪不轻弹”等刻板印象也在逐渐改变。或许，心理应该像呼吸一样稀松平常又极为重要。

湖北省国泰心理研究院院长 杜洺君：我常常说，比我们去处理心理危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心理健康教育，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那个规律，遇到问题会发生什么心理反应，这个心理反应会经过几个过程，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实际上大家的心理问题就会减少一半，然后真的面对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再来寻求专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