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白宫会晤，同意就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的矿物原材料市场准入等议题启动谈判，以确保欧盟境内开采或加工的电池矿物材料适用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规定的电动汽车产业优惠政策。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此举旨在以达成新协议的方式化解欧盟的忧虑，但鉴于双方的分歧，未来谈判仍存在变数。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引发的美欧经贸争端持续，给近年来坎坷不断的美欧经贸关系再添一道新伤。新旧矛盾交织，多重症结难解，美欧经贸关系改善面临重重困难。
利益冲突加剧——
多领域产业竞争成“常态”
根据拜登和冯德莱恩发布的这份最新联合声明，美欧如果达成协议，将有利于这些关键矿物材料供应链可持续、减少不必要战略依赖，同时确保来源多元化、由伙伴开发。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不放弃《通胀削减法案》的核心内容，很难真正兼顾欧洲企业的利益。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助理主任詹姆斯巴奇克说，美欧要真正解决分歧，还要取决于今后协议的具体内容。
近期，围绕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美欧经贸争端不断发酵。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提供约3700亿美元补贴，以支持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的生产和投资，其中多项税收优惠是以在美国本土或北美地区生产和销售作为前提条件。在欧盟看来，该法案对欧洲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电池和能源密集型产业构成歧视，变相鼓励欧洲新能源产业向美转移，进一步加速欧洲“去工业化”趋势。
为应对《通胀削减法案》的不利影响，欧盟不仅持续与美国进行磋商，欧盟委员会还发布“绿色协议产业计划”，计划未来几年通过采取一系列扶持措施提高欧洲零碳产业竞争力。
“作为发达国家，美欧国家产业结构发展相似，优势相近，在汽车、航空、数字经济、高新技术、绿色能源等领域，美欧的利益竞争都在加剧。”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下，美欧都在加快向高新技术、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布局，希望在未来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进而提升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双方的利益之争必将更加激烈。
美欧在多领域的产业竞争已是“常态”。
在航空领域，美国和欧盟的航空补贴争端持续了17年之久。直至2021年6月，双方才达成了五年关税休战协议。但分析认为，五年后争端能否真正解决仍存疑。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还表态，如果欧盟给予空客的资金支持“越过红线”并导致美国制造商不能公平竞争，美国将保留重新加征关税的灵活性。
在数字领域，近年来欧盟积极寻求“数字主权”，推进数据监管议程，包括要求云服务供应商在欧盟的业务和相关服务器等基础设施本地化，并对外国法律豁免。此举被外界解读为是对美国网络监视以及“长臂管辖”的反制。此前，在欧洲国家对美国跨国互联网企业征收数字税问题上，美欧争执不断，双方甚至“以税制税”，多次上演“关税大战”。2021年10月，美国与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宣布就数字服务税争端达成妥协，但美欧高科技产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改变，双方未来在跨境数字产业税收规则制定上的合作也未必顺利。
此外，在通信业、制造业、金融业等领域，美国多次将《反海外腐败法》等国内法适用域外，发起“长臂管辖”，多家欧洲企业曾遭遇“天价罚金”。近年来，在汽车、钢铝产品、农产品等领域，美欧也曾爆发针锋相对的“关税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孙彦红向本报记者指出，近两年，美国为力争在新产业革命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相继出台大规模补贴政策发展数字产业和绿色产业，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这些法案旨在改变现有数字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格局以服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将对欧盟追求“数字主权”和巩固绿色转型先行者地位造成较大冲击。从这个角度看，美欧在经贸领域的利益分歧将长期存在。
实力不对称——
盟友关系经历深度调整
美欧经贸关系的变化，折射出盟友关系的深度调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指出，二战结束后，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经济复苏。至冷战结束前，欧洲面临的安全问题压倒发展问题，美欧合作与欧洲一体化建设并行不悖，服务于欧洲战后复苏发展。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发展，尤其是随着欧元区成立、欧盟东扩以及2003年欧盟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欧洲人追求经济自立的意识和需求更加强烈。在此背景下，美欧经贸竞争面加强。同时，美国越来越多地通过“长臂管辖”等单边手段维护自身对欧洲的竞争优势，美欧经贸矛盾不断凸显。
近年来，欧盟一直呼吁实现“战略自主”，包括安全、经济、数字化、应对气候变化与卫生健康五个领域，主张与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同时，欧洲也一直致力于“再工业化”的目标，希望重振实体经济，以增加就业、避免产业“空心化”和保障供应链安全，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美欧之间博弈加剧。
丁纯指出，美国一直在新兴技术上领先于欧洲，欧洲也在奋起直追，如近年来德国提出“工业4.0”，欧盟出台《数字市场法案》《2030年数字十年政策方案》等，都是希望与美国在相关领域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与规则制定权。
但是，在美欧经贸关系中，欧盟始终面临与美国实力不对称、内部利益难协调等难题。这在乌克兰危机之后表现更为明显。
孙彦红分析，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美国要将世界拖入“新冷战”边缘的背景下，确保自身安全越来越成为欧盟的首要关切，追求战略自主的实践空间被大大压缩，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因此惮于在经济领域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叫板”。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出台至今，欧盟并未通过WTO发起诉讼，也并未采取报复性贸易措施，只是口头表达关切和抗议，甚至不惜牺牲公平的国际贸易原则而要求美国将欧盟企业纳入补贴范围，这些反应都充分体现出当前美欧之间实力、地位的不对等正在加剧，这种不平等不仅在冲击欧盟经济本身，也在冲击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未来，欧盟的绿色、数字“双转型”将在对美安全依赖的“阴影”下艰难推进，而基于此追求的战略自主也必将阻碍重重。
“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安全主题回归及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美欧经贸关系在未来一个时期将更加复杂。”崔洪建说。
政策协调困难——
美国越来越不顾及欧洲
随着美欧经贸矛盾不断凸显，双方也有通过协商解决争端的想法和尝试。
崔洪建指出，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欧在产业、市场，尤其是规则标准等层面的竞争继续上升，双方尝试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但始终未果。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将“长臂管辖”等手段发挥到极致，惯于使用行政令对欧洲进行直接打压，美欧经贸矛盾更加公开化。拜登政府时期，双方建立欧美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机制，旨在为美欧在全球贸易、经济及技术方面的关键问题提供协商平台。但鉴于美欧经贸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分歧的不可调和性，加之这一时期美欧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民粹主义思潮，经济政策排外性突出，双方经贸关系依旧矛盾重重。
自2013年启动以来，TTIP谈判经历十多轮，美欧始终未能达成自贸协定。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TTIP逐渐被“冷藏”。分析人士指出，双方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较大分歧，政治层面又缺乏推动力，最终导致协定搁浅。欧洲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创始人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评论称，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是一个绝妙的想法，但同时也是“完全不现实的事情”。
被视为接替TTIP、作为跨大西洋经贸关系重要协调机制的TTC，实际成效也不及预期。早在2022年10月，欧盟和美国就在TTC框架下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讨论欧盟对《通胀削减法案》的九项保留意见，但至今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专家指出，TTC下属的10个工作组涉及范围广泛，情况复杂，美欧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存在不同看法，且事关双方切身利益，没有一方会轻易做出让步。
孙彦红指出，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一方面加大了在意识形态上拉拢欧洲盟友的力度，另一方面却更明显地采取“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做法，在经贸问题上越来越不考虑对欧洲盟友的影响。TTC的启动似乎意味着美国将在技术与产业政策领域与欧盟加强协调，但是事实恰好相反。《通胀削减法案》出台及之后欧洲国家的激烈反应，就是美欧双方在关键经济政策领域缺乏协调的明确体现。实际上，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在关键经济政策上不再与欧盟“事前沟通”，而是转向“事后协调”，即在决策过程中不征求欧盟意见，待政策出台引起欧盟强烈反弹后再与之“周旋”，其应对举措也基本上停留在口头层面，不会因欧盟反对而大幅调整相关政策。《通胀削减法案》出台前后至今美欧的互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趋势。
崔洪建指出，所谓“跨大西洋关系”更多强调政治和安全层面，经济政策协调涉及规则和标准的统一，美欧之间的合作很难达到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