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链条长、覆盖广、影响深远，关乎长期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基本稳定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行稳致远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制造业比重下行并非既定规律
大量研究表明，影响制造业比重的因素主要为消费结构服务化、服务业价格更快上行、制造业服务外包、贸易净出口等四大方面。前三者共同推动了制造业比重的长期下行，且居于主导地位，而扩大贸易净出口有利于延缓去工业化进程，反之则成为过早、过快、过度去工业化的推手。从现有的理论及研究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倒U型曲线的下半程现象往往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客观性规律，但大量国别样本经均质性、一致性拟合后，实则平滑掉诸多小样本异质性，如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捷克、爱尔兰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高收入阶段依然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韩国、新加坡更是尚未步入长期下行通道。这些有别于一般性趋势的异质性经济体，表现出更高比例的净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新加坡甚至依靠远快于他国的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实现了比肩服务价格增幅的制造业创新溢价。这些一致性线索与变量同样在反向契合大样本中的各经济体现状，如美国长期扩大的贸易赤字、英法制造业高级化的停滞或倒退、诸多新兴经济体飞速上涨的服务业价格等。这表明，制造业比重的长期下行趋势并不是全样本、全过程覆盖，步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依然存在稳定制造业比重的可行空间。
西方经济体“过度”去工业化、后发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带来了诸多问题和后遗症，如就业不充分、投资缩减、破坏创新与长期增长潜力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思，并出台了一系列致力于稳定制造业比重的政策措施。例如，德国、捷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保持了制造业比重的基本稳定，两者均得益于欧洲一体化进程、欧元流通使用以及支持出口、科技创新、对外投资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即政府更多扮演了弥补市场协调失灵、提供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的角色。日本在1999年出台《制造业基础技术振兴基本法》，并于2002年起发布年度白皮书，分析当年制造业现状与问题，出台若干支持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的配套政策。此外，日本积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为其制造业出口拓宽市场，最终使制造业比重在2000年后一直稳定在20%上下。韩国、爱尔兰的出口导向与选择性产业政策同样取得了积极成效。前者更多采取了针对日本的国产替代策略，后者广泛筛选、引进高科技跨国企业，成就了高端制造集聚、产业结构升级的良性循环，但也暴露出过度依赖外国资本的问题，进而开始注重培育本土企业。此外，新加坡则注重应用创新支持政策、产业转型政策推动制造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的方向发展。
概括而言，以上经济体主要围绕净出口、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三大方面以及最终实现以上三者的物质基础——扩大投资，进行周密的公共政策制定与优化、实施与评价，从而形成系统协调、综合集成的政策体系，有效纠正了因技术溢出、协调失败、局部与短期性盲目、外部冲击等带来的市场失灵，较为成功地避免了过度、过早去工业化。
国产替代和前沿创新是两大抓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制造业比重随即出现明显下滑，后在财政政策刺激下基本稳定在31%—32%的水平，但当刺激性政策趋于退出，该比重又由2011年的32%持续降至2020年的26.3%，年均下降约0.6个百分点。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动因，源于外部需求不足引致的净出口增速下降，短期的大规模投资弥补了外部需求的减少，但宏观杠杆率高企、刺激政策退出、投资率下降、制造业高级化有限、国内经济循环的服务化以及服务业劳动生产力增长不足等因素共振，促使我国制造业比重大幅下滑。
从具体数据来看，我国制造业净出口/GDP在2008年达到13.8%的顶点后便趋于波动下行，2018年降至7.72%，而投资率在逆周期政策的影响下，由2007年的41.48%升至2010年47.72%的顶点，至2020年已降至43.37%。不仅如此，服务业比重在2015年首次超过50%，经济服务化、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下更面临着服务业劳动生产增长率偏低的问题，由此导致服务业价格的大幅上升。我国制造业在2011—2020年的实际产出增长了178%，与实际GDP的177%增幅等量齐观，但制造业和服务业日趋主导的GDP价格变动差异明显，分别为95.8%和117%。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我国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无疑需减缓服务业主导下的整体价格水平过快上涨，同时提振制造业投资、扩大制造业出口、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1—2022年，我国制造业比重在历经十年波动下滑后首次出现连续反弹，这主要源于服务业较制造业价格增幅放缓、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对外净出口大幅增长等。
“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制造业覆盖国民经济诸多关键核心领域，贯穿经济高质量发展始终，具有突出的全局性、长期性影响，稳定制造业比重需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服务经济日趋主导的背景下找到可行的空间与路径。
一方面，实施出口导向、显著扩大对外出口已难符合当前发展形势的变化，唯有优先聚焦于受制于人的诸多关键核心环节，面向国内大市场实施国产替代战略，将更多贸易出超转化为国内制造业增加值，同时加快制造业内部结构的高级化。以2017年、2018年和2020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中国大量高技术制造业以及钢铁冶金、冶金机械等行业的贸易赤字占其当年增加值的份额超过了10%。将以上各细分行业的贸易赤字加总，则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高达4.1%、4%和3.4%。若该比例在未来十余年有效转化为国内投资、高技能就业、产品创新溢价，无疑将显著减缓我国经济服务化进程中的去工业化压力。
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汹涌，国内服务性需求日趋主导，必须抓住前沿技术迭代、新型业态涌现契机，将更多前沿技术突破转变为国内制造业创新溢价，同时深入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缓服务业整体价格水平较制造业出现更快上涨。目前，数字经济正沿着数据链条，以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数字化教育、金融科技等新模式与新业态为路径，向着制造业与服务业提质增效的纵深推进，为制造业创新溢价、减缓服务价格过快上涨提供了可能。
探索全新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将贯穿中国未来十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事关创新驱动的主战场、共同富裕的实现通道、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物质基础，具有跨越周期、统领全局的重大意义。
为此，中国需要探索以稳定制造业比重为核心的全新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制度方面，开展相关立法工作，为稳定制造业比重这一长期目标任务构建有力的法制保障。在组织机构方面，可尝试设置专职机构或部门，统筹协调制造业稳定的战略研究、政策制定、目标评价、流程监督等。在具体政策方面，围绕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扩大净出口与投资等打造政策工具箱，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开放自由、贸易技术争端与安全自主的象限空间内，灵活运用不同情境与各有侧重的政策工具，使相关措施能够动态收敛于一条确保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同频共振的均衡路径。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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