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周开始，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阿联酋的迪拜举行，会期是两周，下周才结束，这个会的到会人员达到了七万，还包括很多国家的元首，这个会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这是《巴黎协定》签署后的首次全球盘点，更何况，穿越了疫情这几年，所谓全球盘点，就是要看看《巴黎协定》下的很多目标，分解下来完成怎得怎么样，没完成该怎么办？就在这次大会开幕之际，世界气象组织宣布，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这一个判断更让大家明白当前气候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那么这个会会有用吗？焦点和难点都是什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中国角色。
本周正在进行中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受到了全球瞩目。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七万多名与会者，齐聚阿联酋迪拜，参会规模创下了历届之最。
大会上的中国角同样受世界关注，来自中国的政府、学术机构、产业协会、企业代表等积极参会，透过大会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分享中国经验，中国角也将举办百余场活动，多层次、多领域地呈现中国在节能减排上所做的努力。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绿色物流企业受邀代表 陈朝晖：（中国）整个交通运输领域（2022年）的碳足迹大概是12亿吨左右，这12亿吨当中有80%是在公路上完成的，这80%的公路当中又有60%是货运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公路货运要占到交通领域排放的大概一半左右，也就6亿多吨的排放量。
化石能源让一辆辆货车跑了起来、也让温室气体的排放多了起来。放眼全球，国际能源署最新数据显示，交通运输行业碳排量占比高达25%，同时也是碳排放量上升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近年来，从更换新国标车辆，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货车出现在中国的货运路上，中国已在公路货运领域持续进行绿色转型。
货车司机 卢家苇：以我今天拉的这个100公里为例，运费是300元，如果是电动车的成本，我的电费是25元，过路费是20元/油车，同样以100公里为例，它的油钱要120元。
前两年购置了新能源货车的卢家苇，经常往返于杭州桐庐和萧山之间的货运线上，作为新生代货运司机，他找货源的方式不再依赖于打电话四处联系，而是更多使用线上平台。
货车司机 卢家苇：以前空载率肯定高，以前找货不方便，因为车辆装80%跑100公里也是跑，假如说你车辆装80%的时候，你再拼一个20%的或者10%的货物，这样你又不浪费你的能源又可以多赚钱。
受制于载重量、车辆体积、运输路线等因素影响，让每一辆跑在路上的货车尽可能降低空载率并不容易，而空载的货车跑在路上，势必造成能源浪费。数字科技赋能下，司机与货源得到了更精准地匹配，卢家苇就透过沿途多次卸货装货，让当天线路的空载率减少到10%以下。
货车司机 卢家苇：像我今天这趟跑完预计可以减少碳排放量9.61千克，达到目标可以领取优惠券，来抵扣我在平台的服务费。
今年六月，该平台建立了中国公路货运领域首个碳账户，司机开通后参与减排将从中获得补助，此类降低货运空载的减排实践，成了此次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中国案例。同样在大会中国角，中国在循环经济领域的实践，也颇受关注。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资源有限、循环无限，这个意思就讲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会用尽的，但是通过循环经济这种循环起来，我们可以减少原生资源的开采使用。
迪拜参会期间，朱黎阳感受到了全球对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视，中国的循环经济领域经过多年深耕，也扩展到了传统废弃物处理之外的更多领域。
一家家企业促进着经济的运转，办公设备的生产也带来了碳排放。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循环经济企业受邀代表 纪鹏程：其实一个公司的内部，当它从50人，变到100人，变到200人，再从200人变回50人的时候，它的设备必然会产生浪费，一般来说我们的设备积压在办公室里面，放了半年一年以后，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找不到了，或者就坏掉了。我们在全社会大池子来看，设备共享其实完全可以非常充分的把这些设备都使用上。
以中小企业为例，一台办公设备的使用年限约在3到5年，但随着循环经济模式引入办公领域后，使用年限将有望扩展至10年。该企业把办公设备租赁给中小企业客户，当客户闲置后进行回收，完成数据安全处理后，将设备送入工厂进行再制造和翻新，随后继续租赁给有需求的客户使用，并持续保障设备的服役情况，通过回收、再制造、继续延长使用寿命的方式，让办公设备得以循环。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循环经济企业受邀代表 纪鹏程：这种设备到今年为止正好满十年的时间，而我们依然在使用，其实如果我们用这台设备来处理Word、Excel和PPT的话，它的速度和今年新买的设备速度是一样的。社会上分为不同的公司，但其实会更多分为不同的岗位，一般来说研发的这种高性能需求的场景，一般会用一个设备的前三年，一般来说像财务运营这些岗位，一般会使用设备的第四到第六年中间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像客服，像文员其实往往只需要去做一个Word、PPT，或者上一个网页就可以了，那他们完全可以使用一个设备的十年里面的后四年。
让办公设备循环起来，在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同时减少了资源消耗，本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就首次举办了以循环经济为主题的边会，这一开创性的做法吸引了多国参会者关注，而放眼更多领域，中国经验还在继续为全球节能减排贡献智慧。
《巴黎协定》定下了全球解决气候问题的大目标和路线图，分解到每个国家也自然要有属于自己的目标和路线图，对中国来说，这几年双碳这个词儿被更多的人提及，双碳就是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简称，中国的目标是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碳排放量，也就是碳中和。这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承诺，也是行动计划和路线图，为此要做的事儿很多，从国家到家都如此，比如清洁能源替代煤炭来供暖，比如鼓励新能源汽车上路，甚至包括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的使用，现在我们在怎么做？
12月8日，海南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禁塑三周年进展情况。作为国内第一个通过立法禁塑的省份，三年前的12月1日，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被全面禁止。三年过去，禁塑取得阶段性成效，曾经处处可见的塑料袋、餐盒，正逐渐被可降解产品替代，重点行业场所替代品平均占有率达到了78.16%。同时，一批生物降解材料企业发展起来，目前已达19家，基本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
海南省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一级调研员 杨兴旺：一方面引导本地以前的塑料加工企业就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我们也面向省外，甚至面向国际来招引行业界这些知名，技术先进的龙头企业，特别是餐饮具产能这方面增加得更快，餐饮具市场（有）不同的场景，从航空领域等商超商贸到我们的旅游景区等等。
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马浩然：可以看到这个产品在触感方面，在它的表面基本跟塑料是一样的。但是其实这个产品我们的原材料是用纯天然的材料来做的，其中包括甘蔗渣，还有竹粉。
在这个落户海南海口的环保包装企业，制作餐盒的原材料变成了竹子和甘蔗，这样的纯植物纤维在土壤中三到六个月后能够完成天然降解。竹子和甘蔗，可降解而且生长迅速，是代替塑料的理想材料，它们被切片后，压缩成纤维纸板，然后被送上餐盒的加工线。
防漏油、防漏水、耐高温，植物纤维餐盒其实已经能够满足餐饮企业的大部分应用场景。在拿到欧盟和美国的可降解资质认证后，这家企业的产品也已经打开了欧美市场。不过，在国内市场，这类可降解餐盒的制作成本相对较高，相比塑料餐盒没有价格优势，国内市场仍在开拓之中。
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马浩然：海南岛在2020年已经提倡禁塑，相对来说本地的政策支持，包括禁止一次性塑料使用等等，它的力度会是比较大，比较快的，在其他地区目前来看这个（推广）速度暂时比较慢的，目前我们公司的业务90%多都是做出口的，我觉得为什么在欧洲会更接受这个类型的产品，因为他们整个环保概念已经不是在我们产品类型当中，已经伸延到（可降解的）后续了，更需要的是看整个生命周期的。
而在近几年，除了对于可降解材料的严格认证，欧美市场对于产品碳减排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尽管是环保产品，但其加工、运输、生产到销售的过程中，依旧会产生碳排放。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总和，被称为碳足迹。产品能不能做好碳足迹管理，成为国际市场的新要求。
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马浩然：我们的减碳每年的目标要定得非常清楚，我们的绿电也有规定，比如说多少百分比，国外客户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有一部分是会购买专门的绿电，就是它们的源头是风电也好、太阳能电也好，通过购买绿电降低我们的火电使用。
上个月底，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国家层面出台5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国家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基本建立。这份意见还提出，积极参与国际碳足迹标准规则的制修订，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在碳足迹核算规则和认证结果方面衔接互认。
四川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副教授 王洪涛：各行各业都要来为大类的产品制定这样的（碳足迹）核算标准，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现在都不能够从零开始，而是我们一开始就面临着国际市场上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规则，甚至有强制性法规要求。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开展工作，就必须是高起点，必须一开始就向国际标准、国际要求看齐。
今年八月，《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生效，未来在欧盟销售的动力电池和工业电池须具备碳足迹声明和标签，未满足相关要求将被禁入欧盟市场。这对于海外扩展的中国新能源电池企业来说，是个即将面对的挑战。专家认为，五部委意见中提出的建立我国自主的碳足迹管理体系并加强国际对接，将有利于应对贸易壁垒，提升外贸产品的竞争力。
四川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副教授 王洪涛：随着欧盟推动这个政策往前落实，会有各行各业的品牌商，全球的品牌商，对全球的供应链可能都会相应提出这样的（碳足迹）要求。五个部委发布这个文件的初衷，要及早地建立这样的体系，建立这样的能力，做好充分准备。
按照《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全球气温上升要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以内，但世界气象组织在公布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的同时，也强调，目前我们比工业化前高出了1.4℃，已经如此接近1.5℃的控制目标，在这个枯燥的数字背后，是越来越热以及干旱的大量出现，这都对农作物是有影响的，我们又该怎么办？
在一块叫“节水抗旱稻试验田”里，稻子已收完，但这个透明的白色玻璃箱没有停下工作，它叫气室，能动态监测田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嘉善双碳创新研究院科研人员翟壮：这是一个密闭的静态箱，通过20分钟会抽四个气袋，送到上海农科院进行检测。
传统淹水种植水稻，将空气和土壤隔绝开来，为产甲烷菌提供了厌氧环境，水稻也因此成为增温效果远大于二氧化碳的甲烷排放大户。相关报告显示，水稻种植排放的甲烷占农业活动排放的40.1%。放眼整个农业食物系统，其化石能源消费和直接温室气体排放贡献了全球排放的1/3。而来自嘉善县的数据显示，节水抗旱稻比对照田的当地水稻节水89%，甲烷排放降低幅度最大达到96%。
嘉善双碳创新研究院科研人员 黄文博：目前，我们已经与上海农科院共同编制了旱管种植节水抗旱稻，减排项目方法学，已经报到了联合国（相关）评审方。
本次气候大会开幕第二天，包括中国在内共代表全球70%粮食生产力的134个国家签署了《关于韧性粮食体系、可持续农业及气候行动的阿联酋宣言》，除了对农事生产巨大的减排潜能达成共识外，更强调一个现实：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已给全球农业食物系统带来巨大威胁。据预测，至2050年，极端天气将导致全球粮食生产水平降低30%，严重威胁全球粮食安全。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研究员刘灶长：生物抗逆一直是永恒的（研究）话题，抗旱耐旱、节水这个话题是在整个农业生物界，都是一样的，（现在）像降水规律性变差以外，还有季节性干旱比较频繁，高温这个危害也出现了，高温跟干旱可能有时候是叠加在一起的，这对于我们生物育种人员来说难度是更大的，就像我们在做的节水抗旱稻研究当中，也是把它的节水，提高水分效率作为一个突破点。
事关几十亿地球人口的吃饭问题，粮食生产过程既要做到减缓气候变化，又要适应气候变化，这就特别需要来自像中国这样对节水、抗旱、耐高温等粮食作物性能的研发和改良。刘灶长所在的中心主要从事农业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研究和利用，隶属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他们是一系列节水抗旱粮食作物的培育者，而这样的工作他们在注意到气候变化的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研究员刘灶长：因为我们是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既是针对我们自己国内需要的，也是面对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它既可以在常规水田里面种植，更可以像旱作物一样进行旱直播，有人说我们叫穿着皮鞋种稻去。
上海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潘伟：我们安徽特别是沿淮地区，它是江淮分水岭，常年降水量是能达到我们水稻生长需求，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它是不存水，我们（的种子）是节水50%，节肥30%。
像种麦子那样种水稻，这样的种植在安徽等一些旱地或山坡地受到欢迎，大大拓展了粮食作物的种植空间，而它的性能在干旱少雨的季节里，更是发挥了稳粮仓的作用。
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种植户 张本红：它这个干旱到什么（程度），那个叶子都是点火能烧着，第二天早晨有明显区别，自然能张开，再一个（邻居）人家那水跟我这水一起打的一起用的，他那个（普通稻）产量可以说只能收个种子钱，我们这个稻始终没有死，肯定减产 （但是）不会减得太多，去年行情大概在七八百斤（每亩）。
由于粮食作物种子节水抗旱的优异表现，国内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放眼全球，有20多亿人依靠小农耕作获得粮食和收入，全球气候融资中却只有不到2%用于帮助他们。不过，这样的现实正逐渐得到改变。比如，早在2008年，中国政府就与盖茨基金会共同资助像刘灶长这样的中国科学家，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土地培育绿色超级稻；2022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又与盖茨基金会联合资助气候智慧型农业创新项目，帮助农民减少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国农业的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智慧和方案，正通过一带一路，走向世界。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研究员刘灶长：比如说我们在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他们觉得非常开心，几十年没有种植过水稻的地方，我们在博茨瓦纳能够种植我们应该来说在应对气候变化，在生物育种、种源创新、新品种培育上，我们有非常好的物质基础，加上我们有好的技术手段，我们还是能维持或者保持我们在主要粮食作物上的先进性，在带动我们一带一路，一起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保证粮食安全方面，能够起更大的推动作用。
这次在迪拜进行的全球气候大会，在召开的首日就公布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针对启动损失与损害基金终于达成一致，说白了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虽然原来的承诺是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金，但目前启动的这个基金还是个位数，离承诺相距遥远，但毕竟这迈开了第一步，希望这步子迈得再快一些，大一些，没有整个全球的合作，就没有全球气候一个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