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古籍研究可以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党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我们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并结合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加以改造、补充、拓展、完善，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今天刊发4篇文章，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编者
沉潜丰富古籍 立足百家学术
丰富世界哲学思想宝库
舒大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凝结着古人的智慧，可以为今天的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值得深入挖掘、认真汲取。
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按大类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体现了古人在不同领域的学术思考和哲学思想。经部中，现存传世古籍以儒家经典《六经》影响最大。从哲学思想角度看，“《书》以道事”，蕴含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春秋》以道名分”，蕴含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易》以道阴阳”，蕴含丰富的宇宙哲学思想；等等。具体来看，以《周易》为代表的“三易”中系统的“阴阳”观念、“穷变通久”、“中正、中和、时中”、“简易、变易、不易”等朴素辩证思想和《尚书洪范》“五行”揭示了事物相生相克的普遍联系、推衍生灭的唯物观念。子部中，《道德经》以“道”为万物本体，以“德”为万物生成模式，《庄子》以“相对”主义、“无为而无不为”为运动方式，共同构建起了“尊道贵德”“自然无为”的哲学体系，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那个时代关于事物变化、转化的最高认识水平。史部地理类《山海经》等书，也为我们保存了“德义仁礼信”的宇宙观和价值观。集部汇集了许多哲学思想的文学表达。
古圣先贤重视系统性地总结自身或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比如，《论语》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构想，《孟子》中“四端”“五行”及“尽心知性”“知性知天”的阐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和《大戴礼记本命》“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的定义，《吕氏春秋不二》中“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及《尸子广泽》中“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的系统总结，西汉王褒、严君平、扬雄“道德仁义礼”的体系构建，都为我们研究古代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可见，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明的进程中，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丰富系统的哲学思想。但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一些中外学者习惯于运用西方哲学史范式来书写“中国哲学史”，大量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成为西方哲学框架下的中国哲学史叙述。当前，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要有构建中国特色中国哲学史话语体系的意识。这既是我们书写中国本位“中国哲学史”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需要。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哲学史话语体系，可以利用典籍中的诸子学说、百家理论，展示中国古圣先贤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时的心路历程、思想火花和哲学思维。一是积极利用古圣先贤创造的中国古代哲学的标志性成果进行再思考。比如，中国古代以“三易”阴阳为代表的卜筮教化和以《易传》为代表的三才合一的实践学说，以《道德经》《庄子》抽象的“道”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为代表的“人本”“民本”和“性本”哲学，等等。二是针对中国哲学史书写存在的西化问题，有的放矢地构建起中国本位的反映古圣先贤揭示事物本质、发展规律、运行模式和守中原理的学术范畴和话语。可以利用“三易”揭示的“阴阳”观念，《洪范》揭示的“五行”学说，《易传》和“蜀学”揭示的“三才”思想，孔子等倡导的“中庸”理论，儒家经典确立的“尊师重教”“学以致道”“教学为先”“格物致知”等认知途径。三是对于道德哲学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可以利用儒、道等诸子思想资料，构建“道为之元，德为之始”“仁义礼乐”为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行的道德哲学和情感哲学；利用儒墨名法对道德伦理、人文情怀、社会关系和日用常行的各种论述，梳理归纳“孝悌忠恕勤、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仁义礼智信、天道命性情”等实践伦理。
从前，孔子利用“旧法世传之史”整理成《六经》，后世儒者通过“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等方式，创造性地构建起庞大的儒家学派和系统的儒学理论。今天我们也应该沉潜丰富古籍、立足百家学术，用中国的学术话语、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还原出我国本来的哲学史，构建中国特色中国哲学史话语体系，进而丰富世界哲学思想宝库，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作者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万物之中 以人为贵
做好人文精神的总结和升华
冯胜君
我国古籍历史悠久、卷帙浩繁，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古圣先贤的深邃智慧。在内容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是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孔子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孟子的‘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荀子的人‘最为天下贵’，墨子的‘兼相爱’，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古人云：“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求我们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人文精神。我们要善于从古籍入手，做好人文精神的归纳总结、提炼升华，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本义是指对人进行礼乐教化。西周时期，对人的教化、人自身的修养开始受到重视。后来，孔子称赞周王朝“郁郁乎文哉”，指的就是文明教化成果斐然。春秋时期，人文精神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得到了强化。《左传》中记载了郑国执政子产的一个故事，大意是说因为天上出现异常天象，多个国家同时发生火灾，有人主张用珍贵玉器来祭祀，被子产拒绝。因为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意思是天上的事情飘渺遥远，人间的事情切近相关，怎么能用“天道”来影响和决定“人道”呢？人的主体性，就这样逐步确立起来，人文精神的内涵也随之越来越丰富。
在个人对自身方面，人文精神强调修身。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来源于《大学》。古人把“修身”作为教化的起点，包含着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人格和尊严首先要得到承认和尊重的思想。同时，人文精神还要求在修身时把天性和修养结合在一起。《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说，人如果天性胜过修养就显得粗野，如果反过来就会显得浮夸，只有把天性和修养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称得上是君子，才是真正的修身。修身要求个人高度自律、践行诺言。《论语》中说子路“无宿诺”，意思是子路践行诺言毫不迟疑，答应的事情就会立刻去办。《新序》中记载的“季札挂剑”故事，也是古人“重然诺”、严于修身的千古佳话。
在个人对他人方面，人文精神要求包容。古人认为品行宽厚的君子，对于他人有一颗包容之心。《论语》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路有一次没能跟上队伍，问种地的老农：“子见夫子乎？”老农毫不客气地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孔子听说后不以为忤，反而称赞老农是“隐者”。还有一个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郑国百姓很喜欢在乡校聚集，议论时政。有人劝子产：“干脆把乡校拆了吧。”子产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百姓是我的老师啊，我为何要去拆毁乡校呢！对此，唐朝的韩愈很受触动，写下《子产不毁乡校颂》来称赞此事。在人文精神中，既强调个人作为人的主体性，也尊重他人作为人的主体性，所以人文精神也要求彼此尊重个性差异，互相理解和包容，在此基础上和而不同、和睦相处，才能构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在个人对人类方面，人文精神提倡大爱。《周易》中有句名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君子要像大地一样，德行宽广深厚，化育万物，因此对待他人，要有一种温情的爱意。孔子认为，君子的核心品行是“仁”，而“仁”的本质就是“爱人”。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还应该爱天下之人，这就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对于全人类的大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中国古人追求的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是《礼记》提到的“天下大同”，“天下大同”的前提是“天下为公”。放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在发展、安全、气候等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大事上，国与国之间应该携手合作、同舟共济。
（作者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
杜泽逊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国许多古籍蕴含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深刻道理，是传播价值理念的重要媒介。我们要深入挖掘古籍中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坚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深入挖掘古籍中关于做人的价值理念。中华民族自古重视如何做人的教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等价值理念代代相传，蕴藏在众多古籍中，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一是勤学多闻。古籍中提倡勤学多闻的篇段数不胜数，比如《中庸》中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礼记》中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论语》中的“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等等。二是谦虚为尚。《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事，都不能自满。毛泽东同志所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是“满招损，谦受益”的现代表达。三是刚健为美。《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日出日落，春去秋来，自然的运行是非常刚健、永不停息的，优秀的人也应培养自强不息精神。四是富贵以义。《论语》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获取财富、官位等，要通过正当的途径，比如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而不能用投机取巧等不讲道义的伎俩。
深入挖掘古籍中关于行事的价值理念。中华民族的行事之道和处世哲学，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古籍中记录着大量古人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等问题的思考，对于规范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仍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一是顾全大局之道。《左传》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世间的依存关系很多，爱护家庭、爱护社会、爱护国家，就是顾全大局。《左传》还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在风调雨顺之年，预防可能发生的灾害，也是一种顾全大局。二是讲信修睦之道。《礼记》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论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讲究信用、谋求和睦是中华民族历来恪守的价值理念。三是善始善终之道。《诗经》警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凡事要有良好的开头，也要追求圆满的结局，无不以“善始善终”作为行事的正面价值判断。四是人和至上之道。《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地利、人和都关系到行事成败，但“人和”是排在第一位的，意味着内部团结、上下一心是行事、成事最重要的因素。
深入挖掘古籍中关于爱国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翻看儒家典籍不难发现，儒家所推崇的价值理念不仅包含“修身”“齐家”等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要求，更蕴含着“治国”“平天下”等国家层面的要求。一方面，倡导“国家至上”观念。《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强调把个人人生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又将“治国”视为崇高事业。《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只有把家庭关系协调好、让百官各负其责，国家才能团结兴旺，才有可能达到“协和万邦”的理想治理状态。另一方面，推崇“天下为公”理念。爱国，就会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古人对理想社会有自己的设想。《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理念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研究。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
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道德规范
周群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在长期实践中，中华民族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道德规范，如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记载了古人丰富的道德理念、道德规范和懿德美行，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大力阐扬，推动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提供坚强道德支撑。
准确把握历史渊源。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并组成社会以后，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发生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氏族是我们目前所能追溯到的人类道德起源最早的社会组织。中国古史传说，早在夏王朝诞生之前，在氏族社会阶段，舜让契做司徒“敬敷五教”，即对百姓进行五种道德规范教育，并起用德才兼备的“八元”和秉性善良的“八恺”为官。《尚书》中夏王朝诞生后关于道德规范的记载就更多了，《禹贡》中有“祗台德先”，《汤誓》中有“夏德若兹”，《盘庚上》中有“不敢动用非德”，等等。这些记载都表明，在进入阶级社会前后，中国古人已开始注意并自觉利用道德来影响和调节社会生活。西周建立后，统治者从“专恃天命”的殷鉴中吸取教训，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思想。周初制礼作乐，主要就是出于确定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目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人的道德思想进一步发展，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为我国封建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道德规范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深入挖掘丰富内涵。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涉及公私义利、教化德治、待人交友、人生处己等方方方面，涵盖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担当和追求。在国家层面，一方面，先哲们高度重视教化德治，把道德视为国家的根本，主张“为政以德”，如《尚书大禹谟》提到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论语为政》提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等；另一方面，先哲们追求的是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优先，强调要处理好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行为之道义与功利的关系，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到的“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在社会层面，先哲们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如《荀子荣辱》提到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韩愈说的“利居众后，责在人先”，等等；同时，先哲们还高度重视建立正确的待人接物方面的道德规矩，如《礼记坊记》中的“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朱熹说的“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等等。在人生层面，先哲们强调要修身养德，对生死、力命、荣辱、忧乐和穷通等问题有卓然通达的态度，如《论语卫灵公》提到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名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陆九渊提出的“君子遇穷困，则德益进，道益通”，等等。
充分利用思想资料。当前，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道德规范。一方面，需要拓宽史料来源，比如，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长期湮没无闻的珍贵古文献，值得高度重视。北大汉简《周驯》记录了周昭文公训诫共太子，通过所讲古代圣贤历史故事的道德含义，来阐述“尊贤”“爱士”“听谏”“爱民”等治国之道。这样的考古发现，能够进一步拓宽中国传统道德研究的史料来源。又如，少数民族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道德规范的优秀思想，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藏族《格萨尔王传》中的“坐在家中活百岁，不如为国争光彩”，傣族《布算兰》中的“助人为乐，人家才爱”，等等，都是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料。另一方面，对从古籍中挖掘出来的道德规范，要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转化，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出去、传播开来，让蕴含在古籍中的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规范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版式设计：蔡华伟汪哲平
《 人民日报 》（ 2022年09月19日 0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