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8―1941年日军对重庆实施的大规模无差别轰炸，不仅造成了新闻业的物质损失与人员伤亡，更深刻重构了战时媒介生态。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齐辉教授和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陈康在《传媒观察》第7期刊文认为，在极端战争环境下，重庆新闻业通过联合出版、机构迁移、互助协作等创新性应对策略，实现了媒介生态系统的适应性重构，彰显了战时中国新闻业的顽强韧性。抗战时期新闻业与国家命运深度绑定，形成了独特的职业共同体意识与战时新闻精神。这种在危机中孕育的行业凝聚力，不仅推动了中国新闻业的战时转型，更为理解战争环境下媒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提供了历史借鉴。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在抗战洪流中，中国新闻界通过大众传媒唤醒民众、以笔为刀共御外侮，为争取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成为抗战宣传与民众动员最为重要的文化力量。
大轰炸时期（1938—1941年）的重庆是中国大后方新闻业的重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高峰时期这里曾汇聚新闻机构70余家，出版报纸近120种。日军持续数年的大规模无差别轰炸，不仅给重庆新闻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更严重破坏了当地媒介生态系统，成为影响近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事件。
笔者尝试以大量一手详实史料为基础，以媒介生态理论为参照，深入考察大轰炸时期重庆新闻业的生存状态与转型路径；通过微观视角的实证研究，重构战时状态下重庆新闻业在空间布局、组织结构与运营模式的战时应对，揭示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新闻业的微观影响，立体呈现在极端战争状态下，中国新闻业的职业韧性与精神风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深化抗战新闻史研究提供一份历史佐证与纪念。
重庆大轰炸——“中国有报业史上永远惨痛悲壮的一页”
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对重庆人口密集、商业繁华的市区实施无差别轰炸，打破了战时重庆新闻业的短期繁荣与稳定状态，自此陷入了长达3年的新闻生态系统危机。大轰炸时期的重庆新闻业堪称“中国新闻史上永远惨痛悲壮的一页”。
（一）新闻业基础设施遭受毁灭性打击
在数年轰炸中，重庆各报馆房舍、设备及存储物资均被数次摧毁，物质财产损失难以估量。尤其是1939年5月3日和4日重庆连续遭遇大规模轰炸，给各报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大公报》报馆因地处重庆闹市下新丰街成为“敌机轰炸最烈的地方”。该报编辑部、印刷厂、员工宿舍均被完全炸毁，报社仅存“一点印刷器材、书籍和存稿”。次日，该报在“瓦砾堆上又遭炸弹”，报馆完全被夷为平地。5月3日《大公报》虽照常出版，但版面已减半，印刷亦不清晰，显然系轰炸影响所致。在5月4日的轰炸中，“中央社”被炸倒塌，殃及《中央日报》，负责人萧同兹及陈博生被埋压，经同事救出侥幸脱险。同时地处七星岗的《新民报》报社办公楼被完全炸毁。其后的两个月，该报七星岗社址及邻近的职工宿舍多次被炸，保存在此的文件账册和多年收藏的报纸合订本化为灰烬。除上述三报外，“五三”“五四”轰炸中其他新闻机构均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其中《西南日报》报馆被全部炸毁，《新华日报》《新蜀报》《扫荡报》等报馆被部分损坏。
“五三”“五四”轰炸过后，空袭渐成重庆常态。据统计仅1940年5月至9月，日机空袭重庆即达72次，长期的“疲劳轰炸”令重庆新闻业运营举步维艰。
（二）惨痛的报人伤亡
除物质财产损失外，轰炸还给重庆新闻从业者造成了惨痛的人员伤亡。
据《新华日报》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全国各地直接死于日军空袭的工作人员多达26人。他们或是记者、编辑，或是排字工人、护工，有的因抢救报馆财产被埋废墟牺牲，有的是在工作中殉职。考虑到战时记录的遗漏，笔者综合各方资料记载，重新统计了大轰炸时期重庆主要报馆工作人员的伤亡情况。1938年10月至1941年8月的轰炸造成超过28名报人罹难，伤亡总计近50人。
大轰炸中众多报人亲历险境，死里逃生。“中央社”张明炜回忆，“‘五·三’日机来炸，投掷燃烧弹”，把其“寄住的瞰江饭店炸毁”，他侥幸从大火中脱险。萧同兹“是从瓦砾堆里爬出来的”，由于忙于“救火救人”，“竟顾不得自己是否受了伤”。赵敏恒则提到，“五三”轰炸时他因忙于赶稿，“从火焰中穿过，丝毫不知畏惧为何物”，“几乎死在敌人的大轰炸中”。另据《大公报》记者杨鸿年回忆，报馆被炸时他因躲进印报纸的滚筒中而幸免于难，当天“好多同事都不见了”，报人互相寻找“找到天黑还没找全”。“五四”轰炸时，《大公报》的王芸生在防空洞中缺氧昏厥，幸得《新华日报》同仁的救助才得以脱险。
（三）报业惨淡经营，生存难以为继
长期轰炸使战时重庆新闻业的设备修缮、纸张筹措一时成为难题。此间，重庆各报因纸张短缺缩版严重。“五三”“五四”轰炸后，《大公报》暂借《国民公报》编辑部办公，版面只出半张。但《国民公报》随后也因轰炸导致“字架临时发生障碍”，报纸仅能印刷两版。即使一向重视纸张供应的《新华日报》也曾因缺纸把版面从对开一大张改为半张。1940年6月24日至28日连续轰炸后，《大公报》被迫将篇幅缩为四开一小张。同年9月12日，《时事新报》社址中弹后，报纸篇幅缩减为两版，到9月20日才恢复为四版。除了缩减篇幅，重庆更有报纸因轰炸直接停刊。1939年5月下旬，日机轰炸中央公园，导致《济川公报》全部房屋化为灰烬。该报曾拟迁小龙坎新址建馆未果，最终停刊。《西南日报》在轰炸中曾几度停刊复刊惨淡经营，最终在1941年彻底消失。
大轰炸还使得重庆报纸的版面、评论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各报为补贴收入，“使报纸独立生存”，多在报纸的第一版、第四版塞满广告，广告与新闻的版面占比甚至从战前的一比三提升到一比一；第二版、第三版又被“国际要闻，评论，国内要论，专栏”占据。长期轰炸无形中降低了重庆新闻生产的效率，报业经营困顿，缺少新闻素材的情况极为普遍。为填补新闻供应的不足，各报“十之八九用的是中央通讯社的稿子”，这使得重庆各报信源单一，内容“枯燥呆滞，生气毫无，千篇一律”。通过“中央社”，国民党顺势加强了对重庆报业的信息管控，各报俨然成了官方通讯社的传声筒，以致读者“拿起报纸一看，即大有‘消息太少’之慨”。
媒介韧性：大轰炸中重庆新闻业媒介生态的重建
大轰炸是对重庆报业生态系统的一次极端压力测试，如何使其正常运作是重庆新闻界面临的紧要课题，他们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开展了一系列自救措施。
（一）报业开展联合经营共度时艰
“五三”“五四”轰炸后，报业遭受损失者十之有九，生产要素的断裂使得单一媒体已经难以维持独立的运营，各报为了继续出版，商议组织联合版，尝试构建协作网络共渡危局。1939年5月5日，《中央日报》牵头召集《大公报》《时事新报》等10家报纸开会，决定组成“重庆各报联合版委员会”，其下设编辑和经理委员会，由《时事新报》黄天鹏和《大公报》王芸生负责，其他各报总编辑和主笔则轮流担任各版面编辑，常驻办公地点设在轰炸中损失较小的《时事新报》。5月8日，《重庆各报联合版》正式出刊。最初该报每日仅万余份，其后逐渐增发至3万余份，至7月已出现供不应求，报价从每份5分涨至6分，销量仍有增无减，日最高发行量突破5万余份。截至8月12日停刊，联合版实现盈余1.6万余元，重庆报业暂时渡过了难关。
大轰炸下大报联合版的成功，为地方小报联合提供了参考，一时间小报联合版也在这一时期频频出现。全面抗战后各报均面临发行困难问题，各报纷纷创办地方版，以分散风险。《大公报》《扫荡报》除重庆版外，还创办了桂林版；《中央日报》也在重庆版外，又先后发行昆明版、贵阳版和湖南版。地方版规避了单点摧毁风险又实现了内容生产的在地化，大轰炸导致战时大后方报业格局的悄然转型。从联合版到地方版，大轰炸使得重庆新闻业实现了资源共享与风险分散，在编辑、印刷、发行等报业生产环节形成资源的共享，从而降低了战争环境下的报纸运营成本，分散了经营风险，体现了媒介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这既是大轰炸下重庆新闻业的生存智慧，也彰显了战时顽强的媒介韧性。
（二）报馆布局的分散配置与报人的疏散
战前重庆报业为突破山城地貌局限，承袭了传统报业集中化办报的模式，当时重庆“交通方便的街道，只有上下半城几条”，导致“中央、扫荡、益世、世界……等十多家（报馆）都集中在新街口、大樑子、放牛巷一带”设馆发行，一时间形成了屋舍栉比的空间格局。平时集中化布局有利于报业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但在战时则暴露出明显的系统性风险。
“五三”“五四”轰炸后，各报痛定思痛迅速完成了疏散和转移。当时不少报馆迁至李子坝、化龙桥等人烟稀少、山高林密之地，以便于防空隐蔽。在机构布局上，各报普遍将编辑部、经理部、印刷厂等关键部门分置各处，彼此之间保持距离，避免被集中炸毁。1939年8月，《大公报》从渝中迁至近郊的李子坝建造新馆。该馆一面是壁立的高山，一面是陡坡，坡下则是湍急的嘉陵江，报馆在沿江崖壁上开凿了两座大型防空洞，用以安置机器和人员。《新华日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则迁移至磁器口高峰寺、化龙桥、虎头岩等地。《新民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则迁往两路口附近的大田湾，总社和经理部则仍留在七星岗。疏散报馆效果立竿见影，“重庆第二次轰炸以后较第一次的损失都小这是事实的证明”，说明此种设置对于防御空袭的有效性，为日后成都、昆明、桂林等大后方报馆规避轰炸提供了参照。
（三）新闻生产时空秩序的重塑
大轰炸不仅改变了重庆报馆的空间布局，还重构了新闻生产的工作环境与运行模式。昼夜空袭给城市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迫使重庆报人在轰炸中探索出一种战时新闻采访模式。当时记者赵敏恒就被迫将采访安排到夜间开展，“夜里从防空壕中出来”到“各区去看看”，回家已经是次日早晨“六七点”，拖着“疲乏之极”的身体撰写稿件，还未睡觉“另一日的工作”却已经“在等待你了”。大轰炸下记者的工作时间极度碎片化，采访、写作在警报间歇中见缝插针地进行，形成了独特的“警报-工作”的循环模式。据《大公报》孔昭恺追忆，工作时“每人手边预备一个包裹，放些衣物，一听警报，就往山上跑”。待警报解除后，“编辑照样挥笔，工友照样排版，机器照常印报。”
大轰炸使得防空洞不仅是避难场，更成为集办公、休息、生活于一体的多功能空间。刘光炎回忆：“在编辑部写文章，而在防空洞中完稿的事，简直成家常便饭。记得前年空袭紧张的时候，一天一夜，整整放了六次警报，于是写文章、编稿子、看大样等等工作，都在警报间歇的时间，抢着做，饭也端到桌子来吃，这种况味是辛辣而生动的，一直铸刻在心头。”这种应急机制还延伸至报纸编印环节，各报大多将排字房和平版机藏于临时开凿的山洞中，报人“夜里在防空洞编稿，白天在防空洞睡觉”。另据石西民回忆，当时重庆防空洞照明多依靠蜡烛，但“洞小人多”，燃烧产生有害气体常令人窒息。在潮湿闷热、空气混浊、昼夜颠倒的防空洞长期工作，重庆报人多患有支气管哮喘、关节炎等“职业”病症。极端的工作环境与战时新闻宣传的紧迫性对重庆报界构成了尖锐挑战，成为其必须直面的现实难题。
民族意识与职业意识的合鸣：大轰炸与新闻界抗战精神的建设
（一）大轰炸是重庆新闻界的抗战意志的“试金石”
报人于友曾指出，战争逼迫“战时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新闻时代”，这是“敌人用侵略的野火迫使新闻事业进步”。战争空间的变化，迫使报人与民众一道，同样要钻山洞、躲空袭，共同面对生死挣扎，一起经历国破家亡的痛楚。残酷的战争现实，使报人自觉地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洪流中。如范长江所言，这一时期报人不再把战时新闻工作视为一种“职业”和“饭碗”，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事业”“一个神圣的工作岗位”。战时重庆报人普遍视自己为“战士”，认为报纸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战争的武器”，“报纸的战斗精神是与武装将士的精神有同样的光辉。”亲历者的身份使得报人从未如此与“战争”和“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残酷的现实让中国新闻业从实践到精神都为之一变，“中国报纸是永不屈服”是大轰炸时期重庆新闻业的精神皈依。
（二）大轰炸时期重庆新闻界空前团结彰显了战时职业共同体意识
无差别轰炸下，重庆报界在苦难中形成了同生共死的职业协作氛围。大轰炸时期，即使政见不同的报纸，彼此也能以“同业”立场，相互帮扶，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堪称团结报界的典范。“五三”轰炸当天，新华日报社在自身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主动派人帮助《大公报》《新蜀报》抢救器材。《大公报》在“五三”轰炸次日的社论中盛赞《新华日报》有“‘被发撄冠’的义侠精神”。《新民报》七星岗房舍被炸后物资窘迫，《新华日报》得知后派人送去罐头、火腿、饼干、香烟等物资给予关怀慰问，建立了患难与共的情谊。
大轰炸促使各报业务内部合作的形成，各报印刷厂、营业部在业务上相互支援逐渐常态化。尤其是纸张短缺时，《新华日报》常把储备纸张接济给重庆各报。即便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缺纸求援，《新华日报》亦伸出援手，慷慨襄助。为表感谢，《中央日报》帮《新华日报》浇铸了一套标题大字模具，成就了战时国共报业合作的一段佳话。除了物资支援外，大轰炸期间各报在新闻人才与业务上亦互相“通融”。据报人回忆，当时如果某报主笔无法工作，其他报纸会主动帮助该报写稿。“各报采访来的消息”都是“互相关照”，鲜有“独占”私念。大轰炸让重庆报人意识到唯有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才能共渡难关，战胜强敌。
（三）大轰炸中重庆新闻界以出色工作捍卫了职业尊严
“五三”“五四”轰炸后，重庆新闻业通过一系列自救措施，用巨大牺牲维持了抗战信息传播系统的运转。据战时统计显示，大轰炸时期重庆各报发行从未停止。1939年，“信誉的大新闻纸，至多日销不过一万二三千份，普通的不过销五六千份，最下的约是二三千份而已。”仅过不到半年，重庆各主要报纸销量即已大致恢复如初，其中《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报日销均能维持在1万份以上，《新蜀报》《国民公报》日销约6000至1万份，《新民报》《时事新报》等日销也在2000至4000份之间。到1941年底，随着日军轰炸重庆已成强弩之末，重庆报纸发行量又回复至轰炸前的水平。重庆新闻业并未因长期轰炸而一蹶不振，相反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浴火重生，展现了中国新闻业顽强生命力。
大轰炸中重庆报界以出色工作和巨大牺牲赢得了国人对新闻业的尊重。报界元老于右任盛赞，“数年来新闻记者经历一切困难，虽然疲劳轰炸之时期，而未曾停刊一日”，这是“新闻界最光荣之时代”。重庆各报联合版出版时，桂林报界刊文称“联合版代表了中国新闻界无限的光荣，我们大家都要爱护这份报纸，尊敬这张报纸”。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亦因《大公报》在“防空壕中继续出版”“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其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在中国报纸中最受人尊重最富启迪意义”，特授予其荣誉奖章，彰显了世界反法西斯新闻阵营对中国新闻界的尊敬与认可。
当今中国新闻事业正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使得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正面临新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重温中国报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所经历的苦难与抗争，为当代新闻业破浪前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与精神参照。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7期，原文约13000字，题目为《“血火中的奋斗”：大轰炸时期重庆新闻业的战时转型与媒介韧性（1938―1941）》。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sT8QEKlOtTSF1gviviTpg。）
【作者简介】齐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康，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