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重庆公交车坠江”“榆林产妇跳楼”“山东辱母杀人”……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类似的热点事件在新闻事实上时常发生“反转”，对社会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骆正林，研究生温馨在《传媒观察》2019年第12期发表论文认为，“反转新闻”严重干扰受众判断力，伴随网络“软暴力”的发生，导致网络秩序及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媒体公信力下滑，并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受众等几个方面带来新闻传播的痛点。规治这些痛点，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治理体系，包括提升职业媒体的专业性、做强做大官方舆论场、形成意见合理交流的场域以及提升公众媒介素养等。通过各方携手，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理性、清朗的新闻传播空间。
本文列举了近年来发生的“重庆公交车坠江”“榆林产妇跳楼”“山东辱母杀人”等一系列比较典型的反转新闻事件，通过鲜活的事例来解读“反转新闻”现象给媒体、受众及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本文以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为大背景，更进一步揭示了后真相时代新闻传播格局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规治策略，把新闻传播的文化责任落实到媒体、政府、受众等每一个主体之中，使其对于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环境的营造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规范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闻反转”与“反转新闻”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如“剧情反转”一般的“新闻反转”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精彩程度”甚至不亚于影视作品中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从发生条件来说，如果单纯把“反转新闻”分为“反转前”和“反转后”两个阶段是不够的，因为新闻的“反转”不但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还分为一次和多次。在社交网络、自媒体盛行的时代，新闻的反转周期少则几个小时（许多新闻事件在事发当天便出现“反转”），多则一个月。当新闻在不断反转中，事件往往很难形成定论，如在“陕西榆林产妇跳楼案”以及“网红Saya殴打孕妇”事件中，新闻多次反转，舆论矛头也随之不断转向。
（一）信息变动型
新闻事件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正如一位知名记者所说：“我们的报道只是把事实往前推进了一步，揭示出一些问题，但是真正的真相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敢说我知道了。”而媒体的报道往往追求速度化、即时即刻的呈现。阶段性的新闻报道呈现出片面的新闻“剧情”，随着事件自身的动态发展，部分信息发生变动，下一刻的新闻“剧情”走向很有可能与之前的报道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这时新闻就出现了反转现象。
（二）舆情维权型
在传统的媒体格局中，部分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其相关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充分实现。新媒体成本低、影响大、传播快、易操作等特点，使部分群体或个人愈来愈倾向于利用新媒体进行维权。媒介赋权导致每个人的声音被放大，而在网络发声的过程中，新闻事实有可能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一部分网民通过新闻事件进行煽情，以获取注意力，维护个人权益。
（三）人为策划型
在社会生活中，部分人为了个人经济利益对新闻进行策划，具体分为两类。
一是新闻当事人凭空捏造。如2018年1月的“男童阻止偷车被报复”事件，经网友爆料引起网民不忿，后经警方调查，系该男孩自己玩火导致烧伤，因怕父母责怪而编撰“阻止偷车被报复烧伤”的情节。二是新闻采编人员虚构。如2016年春节期间，某记者发布在《财经》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题为《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返乡日记》的文章。此事真相后经新华社记者的深入调查才水落石出：原来该文作者并未返乡，其所谓的“返乡日记”是作者为了完成杂志社工作任务而虚构出来的。
（四）主观定义型
相比于当下媒介环境的真实反映，很多时候“新闻反转”“后真相”这种说法更像是把真假新闻进行定义切换的“幌子”。真实固然重要，但由于真相有不同层面，每个人有不同视角，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有的时候相关利益群体为了私人或集团利益，会有意把真新闻宣布为假新闻，使新闻出现反转。如2018年初的“鸿茅药酒”事件，一名医生从专业角度发布网帖，提出对“鸿茅药酒”产品功效的质疑，引起轩然大波，最后竟被认为是个人“恶意抹黑”企业、“损害商业声誉”，并因此获罪。在此类反转新闻事件中，相关利益群体的意图和主观定义行为不言而喻。
“反转新闻”的形成机制
本文从“反转新闻”的衍生土壤、信息生产源头及新闻呈现方式等方面把握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闻”的形成机制。
（一）新媒体崛起为新闻生产提供了新的环境和土壤
互联网的发达造就了信息的繁荣，许多时候公众难以认清事情真相。传统媒体不再是“唯我独尊”，社交平台的日益兴盛使媒体环境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化。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无论是新闻生产还是传播都受到影响。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受到新媒体的影响，部分传统媒体也开始转变新闻的生产理念，变得急功近利，急于在泛滥的信息环境中博取眼球，许多新闻事件在初显端倪之时便进行大肆报道，这也为后续随着事件发展新闻出现反转埋下了“伏笔”。殊不知，新闻事件本身“转一个小弯”，舆情就会“转一个大弯”。
（二）“公民记者”参与新闻生产与“盲人摸象”式新闻呈现
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有把关人的最终审核，新闻一旦报道出来，其可信度和权威性很少受到质疑，新闻常被标签为事实真相，即新闻事件的一种终极呈现。而在新媒体时代，媒介赋权导致“公民记者”出现，一个新闻事件从发端到结束的整体呈现，常常是公民记者和专业记者共同参与的结果。由于公众媒介素养的缺失，再加上不同人观察事物有不同角度，不同人对于同一新闻事件的感受也是不同的，真相的呈现就有如“盲人摸象”般，由不同的局部信息不断拼凑在一起，在抵达全部的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新闻发生反转在所难免。
（三）少数媒体人作风浮躁、专业意识淡薄为“反转新闻”提供了便利
媒体专业性缺失表现为：记者对事件不经求证进行报道以及平台对稿件不经核实进行发布及转载。网络的发达、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当下的新闻传播进入一个更加求新求快的时代，一方面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公民记者”；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在相互竞争之中，即使是专业媒体也很容易因追求报道的速度而忽略了新闻的质量。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如今许多媒体人在获取消息后，只片面解读而不去多方求证，给受众造成一种错误的认知，产生了错误的舆论导向。随着事件自身的动态发展以及相关部门为回应舆论关切而做出澄清，受众的认知和态度随着新闻的反转而反转。
“反转新闻”的社会痛点
“反转新闻”频频发生，对社会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新闻传播的参与者、研究者，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个“媒体现象”所反映的社会痛点，并进行“对症下药”，最终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传播环境。
（一）“反转新闻”严重干扰受众的判断力
正如前文所述，伴随着新闻反转的还有舆情反转，体现在社会集体情绪随着新闻事件的进展而不断变化，最后甚至会反作用于新闻事件，影响其下一步的事态走向。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情绪”逐渐被放大，“事实”逐渐被忽略，二者这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正体现了后真相时代受众思维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受众渐渐成为“情绪的奴隶”。情绪战胜了理智，其思考力、判断力也严重受到影响。如“网红Saya殴打孕妇”事件中，在事情真相尚未有定论的时候，随着当事人双方各自发声，舆情也随之不断反转，从声讨网红嚣张跋扈到谴责孕妇“碰瓷”，从辱骂网红到对孕妇腹中胎儿进行咒骂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已经逐渐丧失了理智。
（二）“反转新闻”伴随网络软暴力的发生
网络软暴力是指通过网络实施的、区别于肢体伤害的暴力行为。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群体情绪的力量不断增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网络软暴力就是这种力量的极致、可怕体现。在以微博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中，通过大量的评论、留言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网友已经不仅仅是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而是抛开事件本身，对当事人进行谩骂、诅咒。“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无辜的女司机承受了网友强烈的人身攻击；而“德阳女医生自杀”事件中，当事人更是不堪被“人肉搜索”而选择了自杀。可悲的是，对于这些不明真相，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抨击、伤害别人的网民来说，为网络软暴力付出的代价近乎为零，这使得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网络软暴力的悲剧又会再一次重演。
（三）“反转新闻”导致网络秩序及社会秩序的混乱
网络空间治理一直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而“反转新闻”更是为这个难题推波助澜，加剧了民间舆论场的混乱，降低了互联网的传播理性。网络上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甚至会蔓延至现实社会，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及整个社会治安带来不良影响。许多新闻事件即使经过了反转、趋近了真相，但一方面由于受众的精力有限，对于反转过后的“真相”的关注度远远不如反转之前；另一方面由于受众一旦形成某种刻板认知，即使现实赤裸裸地摆在他们眼前，固有的情绪倾向也使其很难做出改变。因此很多时候，“反转新闻”对社会传播秩序的不良影响一旦形成便很难挽回。诸如“罗一笑”事件等，由于其所涉及到的话题触及到社会的敏感神经，即使经过反转，真相得以澄清，但已大大降低了社会信任。
（四）“反转新闻”导致媒体公信力的下滑
新闻快速或多次发生反转，受众的认知也随之不断转变，媒体屡次“打脸”，受众容易产生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久而久之，媒体公信力受到影响。而媒体的公信力直接影响到媒体的价值及生存。一条新闻出现后，为防止产生巨大的认知或心理落差，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相对理性的受众会选择先静静地“吃一会儿瓜”。搜狗输入法“字媒体”平台总结了“2018年10大新文化现象”，其中之一的“吃瓜文化”，其内涵被解读为“曾经我们乐于发声，今年我们止于围观，反转总是来得太快，无论从哪个维度，表态成本都越来越高”。由此可见，频繁的新闻反转已然消磨、消耗了网民的热情和信任。
“反转新闻”的新闻痛点
“反转新闻”的出现反映出当下新闻传播格局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正是后真相时代来临的体现。可以说，分析当下新闻传播机制的种种问题都离不开“后真相”这个语境。在后真相时代，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以及传播效果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分析这一系列改变，便不难找出当下新闻传播的“痛点”。
（一）传播主体多元化稀释媒体专业性
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主体变得多元化，使得舆论场上众声喧哗，传播已经不再是记者的特权，“人人都有麦克风”意味着每个人、每个组织机构都被赋予了发声的权利。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传播主体多元化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拓展了新闻的信息源，使得网络世界更加多元化，也丰富了受众的社会认知。但与此同时，由于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加上媒介素养的缺失，“百家争鸣”也很有可能转变成“众声喧哗”，使得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与此同时，传播主体多元化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部分传统媒体则不得不采取一些为了迎合受众情绪而违背新闻专业素养的行为，企图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赢得一定的注意力，走出发展困境，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些媒体失范的行为，这也为新闻的反转现象提供了生存空间。如在“汤兰兰案”的报道中，澎湃新闻、《新京报》等发起的“寻找汤兰兰”的呼吁，实质上却带有暗示性地对当事人进行了道德审判，这种做法无疑错误行使了媒介监督权，导致越俎代庖进行媒介审判的嫌疑。
（二）传播内容碎片化、情绪化导致真相被淡化
媒体对受众阅读习惯的迎合使得后真相时代新闻传播内容呈现“碎片化”和“情绪化”两个特点。
一是传播内容更加碎片化。正如彭兰教授所说，真相就像洋葱，每一层都是真相，每剥一层都有一层真相。新媒体时代手机移动终端作为新的传播载体替代了原有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而不同于提供完整新闻内容的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即时性、便捷性为主要特征，其传播的内容也相对零散，呈现出“点状的动态化传播”的特点，辅以传播技术的发展，以“短视频”等为代表的新闻报道形式陆续涌现，顺应了受众的碎片化阅读习惯。而无论从新闻事件自身的动态发展还是从媒体的多角度报道方面来说，挖掘新闻的真实都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碎片化的内容只能反映新闻事件当下的一个点或面，这种“相对真实”也为下一步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反转新闻埋下了伏笔。
二是“情感”凌驾于“内容”之上导致真相被淡化。人是情感的动物，在社会化传播中，情绪往往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人。后真相时代，为了迎合受众，这种情绪化的因素不断被放大，甚至“喧宾夺主”，超越事实成为了新闻传播内容的主体。例如2017年曾经在社交平台上轰动一时的“山东辱母杀人案”，由于苏银霞作为“被辱者”的身份容易激起广大网民的同情，部分媒体在事发初期的报道中，刻意传播带有浓厚主观感情色彩的内容，即使后来一审判决内容披露，新闻发生反转，但许多人对此事的认知还是停留在事发初期一些充满主观色彩的报道语言之中，长此以往，观点泛滥、事实稀缺，在新闻传播中这种情感对内容的剥削导致真相渐渐被淡化。
（三）传播渠道平台化导致信息易“变形”
社交媒体的平台属性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及传播模式。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内容从专业媒体直达受众，形成的是一种单向的信息“管道”，而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渠道变为多元的互动平台。社交平台的互动性使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一方面对新闻信息形成了一种补充，另一方面，由于受众自身媒介素养欠缺、非理性等问题，在传播中融入了许多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对信息的传播造成了一种干扰。
（四）受众心理对“反转新闻”产生基础性影响
受众的几大心理特征是“反转新闻”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分析后真相时代新闻传播机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是受众的“抱团站队”心理。二是受众的“非此即彼”心理。三是受众的“自我代入”心理。四是受众的“娱乐至上”心理。
“反转新闻”的痛点规治
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闻”无论是对社会舆情、受众，还是对当下的新闻传播，都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规治这些社会痛点，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治理体系，包括媒体职业素养的提升、提升官方舆论场的贴近性感染力、弥合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的距离以及提升公众媒介素养等。通过各方携手，才能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理性、清朗的新闻传播空间。
（载《传媒观察》2019年12月号，原文约12000字,有删节,标题为：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闻”的传播机制及社会规治。图标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骆正林，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温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