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缅怀共和国科技脊梁

——这一年35位院士离我们而去

本报记者 陆成宽

又是一年清明时，梨花风起寄哀思。去年清明至今，中科院和工程院的已故院士名单上，又添了35个名字。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领导的科技事业，斯人已逝，幽思长存。面对这些离我们而去的国之栋梁，我们以文字遥寄英灵。

一年来故去的35位院士中，彭士禄对党的感情非同寻常。1925年，他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之子，年幼时，父母相继为革命牺牲。4岁那年，他便成了孤儿。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两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一度靠乞讨度日。直到1940年，周恩来托人辗转找到他，并把他送到革命圣地延安。

1945年，彭士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1年，他经组织推荐考核前往苏联学习。

20世纪50年代末，学成回国的彭士禄被安排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从此，他便与核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彭士禄被誉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垦荒牛”，他主持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参与成功研制第一艘核潜艇、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秦山二期核电站，为中国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建造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他曾在自述中这样写道：“如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很多院士都怀有这种对党忠诚、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

一年来逝去的35位院士，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两位院士在《入党志愿书》中表明的在党领导下科技报国的决心，让人印象深刻，他们是童秉纲和王绶琯。

在1978年递交的《入党志愿书》中，童秉纲写道：正是本着对党的信仰和威信，近三十年来，虽几经风雨，遍历坎坷，我对党的信仰不动摇，始终激励自己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希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1979年，王绶琯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在党的十一大，把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写进党章，在五届人大，科学大会，党向我们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决心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报答党对我们的期望。

可以说，党领导的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凝结着广大院士的心血和汗水。

一年来逝世的35位院士中，戴元本、冯端、王绶琯和沈善炯是最早当选院士的。

戴元本主要从事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奇异位势和非定域位势的瑞奇极点理论、层子模型研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冯端主要从事凝聚态物理研究，是我国晶体缺陷研究的先驱之一，在激光晶体聚片多畴、纳米调制结构和金属超晶格等方面取得了独创性成果；

王绶琯曾长期主持我国天文学总体发展，领导研制中国首台射电天文望远镜等重要观测设备，联合提议建设国家“九五”重大科学工程——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沈善炯专长探索共生固氮菌与宿主植物间相互作用的遗传学关系，在固氮遗传方面的成就为国际所公认，为奠定中国近代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他们于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这一年，距离上一次中科院学部委员增选已经过去了23年。上一次增选还是1957年。改革开放后，中科院又重新启动了学部委员增选工作。1980年11月，中科院学部增选283名学部委员。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

一年来逝世的35位院士，多已到耄耋之年。

百岁院士两位：李东英、沈善炯；

“90后”院士19位：张乾二、童秉纲、曾毅、曹楚南、戴元本、刘若庄、保铮、冯端、王绶琯、程镕时、周毓麟、谢毓元、郁铭芳、肖碧莲、文伏波、陈灏珠、侯锋、沈忠厚、彭士禄；

“80后”院士12位：李吉均、陈定昌、张新时、张俐娜、金展鹏、周又元、陈肇元、许其凤、郑守仁、李冠兴、邹德慈、李京文；

令人痛惜的是还有两位“60后”院士过早地辞别了中国科技界，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万卫星，另一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玉普。

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倾注于党领导的科技事业，或取得原创成果，或突破核心技术，或解决重大问题……他们是共和国科技的脊梁，我们永远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