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jpg
她的故事被奥斯卡导演拍成纪录片 一个网红的入场与退场
2021-10-20 13:38: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1
听新闻

冰点特稿第1238期

一个网红的入场与退场

退网

采访进行到第18天时,我的采访对象宣布“退网”。两天后,她删掉短视频平台上的所有作品。

我采访到的故事不止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身高1米5出头的95后女生周玲(化名),驾驶着16.5米长的半挂货车,又美又飒。她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的大山里,16岁时,为了还哥哥欠下的赌债,她被重男轻女的父母卖给另一户人家做媳妇。她遭遇3次家暴,最严重的一次回娘家躺了半个月,她在孩子两周岁时逃离了大山,独自出省打工。遇到后来的货车司机丈夫程兴(化名),她和丈夫一起开货车,为买房子和车攒钱。可新车刚买没几个月,俩人在养育她第一段婚姻里孩子的问题上发生矛盾,直接导火索是周玲背着程兴给孩子买了一辆200元的儿童自行车。为了孩子,周玲选择了离婚。

这个版本是周玲的叙述。两年前,她的人生故事被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导演拍成纪录片。

今年9月,她爽快地同意了我的采访邀约。通常情况下,她要开一整夜从浙江台州到福建泉州约700公里的高速路段,天亮后和搭档的师傅换班,她爬到车内的板铺上剪视频、直播、补觉。车轮每碾过一米,她给自己攒的嫁妆、给儿子攒的抚养费就厚实一点。她熬一个通宵,赚450元。

和周玲接触的两周多时间里,她称呼我“妞”,尽管我年长她5岁,比她高出一头半。她比我想象中还要热情、健谈。这通常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采访对象。我随她一起通宵出车,在午夜的高速公路上唱歌、吃辣条,她回忆那些她认为的“重要时刻和选择”。“生活就是父母生下来,自己活下去。”

黑夜里,她握着方向盘大声歌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向前走……”那一刻,我觉得她本人比我在视频里见到的更动人。

周玲租住的房子在台州,除了台风天,她很少能在房子里睡一晚。我们在她的出租房一起做饭。公共厨房里放着6个煤气罐,她从铝盆里挖一大勺凝固的猪油放到热锅里,爆出葱姜蒜的混合香味。洗菜的水池堵了,她让我躲远,自己蹲在管道旁,徒手晃着拔下连接处的塑料管,污水涌过她的脚面,“通好啦”她愉快地扭头通知我。

在弥漫着油烟味的公共厨房里,周玲同我聊关于女性经济独立、家庭与婚姻生活的话题。她不愿意我为这一刻拍照留念,因为“觉得环境太差了”。“等我买了房子请你再来做客。”

“她活得热烈,就像一个小太阳。”采访过她的同行和我交换对她的第一印象。她的故事很适合拍成视频。

她能敏感地感觉粉丝数量的变化,即便我们在吃饭时,她也实时人工监控关于自己的“网络舆情”。粉丝突然增加很多时,一定又是有自媒体转载关于她的视频,她要把对方的解说再听一遍,看到负面的留言她直接开怼。

“她浑不吝的外表下,有没有恐惧的东西?在男性为绝对主导的货运行业里,她坚持站在里面的动力是什么?她渴望的、追求的又是什么?”采访笔记本里记录着我第二次采访结束时的困惑,我决定去找她周围的人。

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我尽可能找到她在采访中提到过的人——她的父亲、前夫、姐姐、采访过她的媒体人、被她“怼到哑口无言”的一家企业公关总监。

没想到,故事陷入一个又一个“罗生门”。

外部信息拼凑出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周玲不是被家人“卖”掉的。她和村里其他早婚的姑娘一样,媒人上门说媒,她和第一任丈夫相处一个多月后便嫁了过去,后随丈夫一家到浙江打工。

她的父亲告诉我,自己从不知道她被家暴的往事。她的姐姐告诉我,自己也是在看了纪录片之后才知道“小妹曾被婆家打”。她的前夫程兴对我说,他们确实因为她第一段婚姻里孩子的事情争吵过,但离婚是因为女方犯了婚姻中原则性的错误。这段婚姻结束得并不平静,两人曾有意复合,也曾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视频揭短。

程兴说,为了收取更多的粉丝打赏,他曾按周玲的要求配合她在网络上假装离婚——不进她的直播间,去掉昵称中“某某老公”,“别人问你什么,你都说她说的是真的”。

两个版本有重叠的地方,她来自很穷的云南大山深处,家里重男轻女,书只念到初一。她勤快,能吃苦,当过洗碗工、洗车工,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组装过零件。后来,开大货车让她得到了关注和相对体面的收入。

外围采访在某个瞬间击垮了我与周玲间的信任。我一度怀疑要不要继续这个选题。出发前,我被她的“故事”吸引,但生活总是在故事之外。

我想起媒体人王开岭说的,有时候“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上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把一个人送回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逃离

周玲25岁,鹅蛋脸,大嗓门儿,笑声能穿透一节车厢。她个子矮,只能坐驾驶椅的前一半,一个枕头塞在她腰与椅背间。她身体前倾踩下离合器,右手推动有着12个挡位的手动挡挡杆,给人感觉“她快站在离合器上了”,16.5米长的半挂货车在她的指挥下“跑”起来。

接近半夜12点,我背着双肩包爬上半挂车4.2米高的驾驶室。装着辣条、苹果、梨和柚子的食品兜、大红色的铁质手拎音响已经提前登车,为了方便我拍视频时能拍清楚些,她踩着车头前梁,拿着抹布在擦挡风玻璃时卖力“挥手”,她踮起脚也只能擦到玻璃的三分之二处。也因为我的到来,她特地回出租屋画了淡妆,涂着口红,头发精心编着,发尾用蝴蝶结卡子夹住。

整座城市已经入睡,周玲和我,还有她的卡友们先后出发。这条路线她开了半年多,她能准确地记清每一个分叉路口,约700公里的道路根本不需要开导航,并能在道路的坑洼处提示我坐稳。

高速路上偶遇的物流车辆大都是周玲的“旧相识”,她和这些卡友们偶尔在抖音下互动,内容无非是“今天在某某路段看见你了”“晚上一起发车,某服务区见”。他们在超车时鸣笛打招呼,“海豚音”偶尔划破夜的静。

“女卡车司机”在这个行业里并不常见。2016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卡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女司机占比约为1%;2020年的“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根据问卷估计,女司机约占4.2%。

周玲调侃自己“一上高速就是飞行模式”。“速度”总关联着“胆量”“技术”和“油耗”。速度快,载重量40吨的半挂卡车要“猛喝油”,司机们最怕急刹车,有时刹住了车头,车身会靠惯性冲上来,“整个驾驶室就被‘推’平了。”她不在意这些,“快”是她在卡友中的独特“标识”。

她讲自己和“黑夜”的相处。她说自己人生中最难的是被家暴的那段时间,“因为看不到希望”。最后一次受到家暴后,她去镇上买了火车票,钱是在工地做小工搬水泥时攒下的。她在一个夜里逃出来。两岁多的儿子已经睡熟,她把枕头和被子摞起来,挡在儿子身边。她走一个半小时夜路到镇上,第二天在镇上换上了新买的衣服和板鞋,然后坐大巴到隔壁县的火车站,踏上去杭州的火车。

故事里的每一个场景和细节,她都能讲得详细,感染力十足。采访过她的记者评价她“能聊”,“被她展现出来的生命力打动”。

她也擅用“意象”。她想买“解放”牌的货车,因为“解放”对她有特殊意义,“象征着自己重获自由”。行驶路上遇见湖中有座小岛,她说,“我就像那座小岛。”

我们的车被黑夜包裹着。讲到这些时已经是夜里两点多,路上的车变得少了,困意不可抑制地袭来,周玲脸上的妆也不再精致,她把音箱放开,跟着曲调放声歌唱。

“还记得离开家那天的日期吗?”我问。

“不记得了。”

“去驾校报名的日期都能记得,这场命运里非常重要的‘逃离’,为什么会记不清时间呢?大概几月呢?”我好奇。

“因为发生太多事了,一件接一件的。”她答。

后来,我看到她对“女孩别怕”公众号作者讲述的又一个版本:趁着丈夫和婆婆外出,她穿着身上一套衣服就溜去镇上,躲在一家小吃店做服务员,第一个月工资是600元。怕被找到,钱一到手,就马不停蹄地跑去了杭州。

唯一重叠的是她的目的地和结果,她逃离了大山里的婚姻。

安全感

遇见卡车司机程兴是在2018年,她给程兴的短视频账号发私信,“被他开大车的样子迷住了。” 除了秀车技,程兴偶尔发几个自己“主演”的搞笑视频,“这行业除了螺母是母的,全是公的”。

后来,周玲不羞赧,朝镜头笑着说,“是我追的他。”

她那时在嘉兴打工,在一个生产浴霸的工厂组装零件。她飞去长沙见程兴,程兴不介意她的过去,这让她感到安全。她回嘉兴辞了工,退租了房子,卖掉能换钱的物件,成为程兴车上“穿高跟鞋的卡嫂”。

程兴出生在贵州遵义的农村,初中毕业出去闯荡。他脑子活。认识周玲的时候他已经在运输行业待了近10年。他发现,驾校学到的技术必须多“实战”,这是“商机”。他注册了咨询服务公司,帮新手练车,收入是开车时的几倍。

周玲是第一个执着向他表白的姑娘。程兴第一次见到周玲,“第一感觉就是这姑娘好矮啊。”但他喜欢周玲外向、开朗的性格,这与他的性格恰好互补。

他教周玲开车。“哇,那时路过的人都说‘那是个女司机’,”周玲从未体验过那种受关注的感觉。周玲不再满足过把瘾,她要持证驾驶。

这段故事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戏剧化的情节。她不止对一家媒体讲,自己背着程兴去报名,考完科目一程兴才知道,程兴生气到几天没有理她。

后来程兴告诉我,是他带着周玲在贵州的驾校报了名,自己起初确实不同意,因为知道开车辛苦,他的肩周、腰椎都有病状。但程兴也向往两人像其他卡车上的夫妻一样,带着锅碗瓢盆,把生活搬进同一辆车上,“她会开(车)的话,能偶尔搭把手就行”。

“我才不要在家给你带娃娃咧。”纪录片里,周玲提到自己对结婚后生活的计划。网友称赞她“不做家庭主妇,婚后仍要保持女性独立和社会的连接”。采访时,我从她口中得知本意,她的“不要在家”是为了时刻和丈夫在一起,守卫自己的婚姻。

周玲成了名副其实的副驾。河南到广西,重庆到上海,夫妻俩开着车碾过大半个中国。一起跑重庆到上海的路线时,她们没有租房,4天一来回,在高速服务区接水洗头发,吃住都在没有空调的车上。

后来,她开始独立驾驶一辆车,与丈夫跑不同的长途路线。她两天一个来回,程兴路途稍远,需要3天,夫妻俩一周只能见一次面,一起待6个小时。

我和几位关注周玲很久的卡友粉丝聊,他们说,周玲和程兴的故事一度在卡友圈传为佳话。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一家自媒体发布的视频:黑夜,两辆卡车打开车灯,车头相对而停,年轻的夫妻俩分别从车上下来,显得有些疲惫,程兴拍拍周玲的头,把她揽入怀中。

“能娶这样的媳妇一起跑车就完美了。”一名卡友在视频下留言。

开货车后,周玲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开车的视频,与那些剃着寸头、皮肤黝黑的卡车司机不同,即便在车上,她的头发也要变着花样地编,穿短裙,戴蝴蝶结。她在车窗边缘贴上花朵的装饰,车内摆盆栽,一个黄色的皮卡丘玩偶系着安全带坐在副驾位上。她没看过皮卡丘“主演”的动画片《神奇宝贝》,但她喜欢它的造型。

周玲的粉丝量很快超过了程兴。她开直播,接受网友在直播间送出的礼物,礼物能兑换成现金,一场直播“多的话能赚五六百”。她在网上称自己单身,“因为这样有更多人刷礼物。”夫妻俩为此没少吵架。

“他说我都结婚了,还在说自己是单身,就是在骗人家钱。”周玲认为,“骗谈不上,刷礼物是人家心甘情愿的,又不是我拿着人家的手机来给我支付,而且他能不能讲点良心,这个钱也不是我一个人花了。”

程兴说,两个人的争吵通常以他的妥协结束。他结束“网络隐形人”的身份是在2019年年底,周玲火了,程兴作为故事里的“元素”,出现在有关周玲的报道中。

走红

2019年的“双11”,周玲在网络上走红。

一家电商公司做了传播策划,“六个维度记录下生动、感人、真实的‘双11’故事”,周玲被选中代表“物流”这个维度。她那时为某快递公司的承运商开货车,偶尔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开车的视频,有一两万的粉丝。

11月13日,关于周玲的微纪录片在微博上的播放量达到612万。随后,不少媒体也注意到这个“开大货车的小个子姑娘”,纷纷跟进采访。

周玲和快递公司公关部门的接触多了起来。她和我提到这家快递公司曾提出要签约包装她,她不愿意,因为“被签约就失去了自由”,她讲自己如何戳破公关负责人的谎言,并“刚烈地”拉黑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我找到她提到的公关负责人林雪(化名),故事同样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林雪回忆,周玲希望公司能签约她,每月支付一定的费用。“她就很想把自己变成网红,她试图在打造一个经过自己打拼、成为女强人的人设,然后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去变现,”林雪分析。“我们没有实力花很多钱去签约一个网红,但可以帮她找到这样的MCN机构签约她。”

林雪向我提供了她们的部分沟通记录。周玲希望成为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但公司是加盟制,司机来自承运商,公司没有签约任何一个快递车司机。

周玲拒绝了别的岗位。“我还是开车,因为人家看中的就是我这么小的个子开大车。要是我做其他的,人家也不感兴趣。” “我要和你们签合同,条件我来定。想把广告打得更响,开车这方面得听我的。要是有得谈呢,就谈,没得谈我也不勉强哈。”

后来合作没有谈成,周玲拉黑了林雪,周玲解释“讨厌威胁和跟我玩套路的人”。

很多故事的细节呈现出“套娃”的样子。

联系上程兴后,我从程兴那里也得到了不一样版本的故事。周玲显得坦然,“离婚后能说对方什么好话?”“让他拿出证据来。”转天,她的朋友圈屏蔽了我。

她表示不想解释关于程兴说的“谎话”,“我觉得没啥必要(回应)”。“重庆三十多度的温度,在车上睡觉,可想而知,我跟他在一起是吃了很多苦过来的。”

她试图和我和解。“我煮饭给你吃,并不是因为你是记者。可能是我没朋友,想多交几个朋友。你也知道,我天天在大车上,没几个女孩子愿意跟我玩。”

我虽然仍被她挡在朋友圈之外,却也被这段话打动。

原生家庭

当地几乎快忘记了这个人。

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上是另一个名字,那才是她本来的名字。

周玲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山上的某自然村,她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她有1个哥哥和3个姐姐。

不仅整个村子四面环山,整个昭通市都在乌蒙山区,全市96.3%的地域是石漠化严重的山区。周玲的家在半山腰,学校在山的另一面的山脚下,她每天早晨上学4点半就要起床,走3个小时山路到学校。

她和村里的孩子一样,打小干农活,周玲左手上还留着割猪草时被划伤留下的疤。庄稼地里的事她熟悉:农历十月开始种土豆,过完春节土豆就发芽了,3月份,在土豆旁边的沟里种玉米,玉米长到半人高的时候就开始挖土豆,然后把红薯种进土豆腾出来的窝。

“像我们老家,多子女的家庭很多。父母为了自己的生活宽裕点,让十五六岁的女儿嫁人多得是,不只是我们家。”周玲的姐姐告诉我。

关于她的出嫁,周玲的父亲和周玲讲有着不同的版本。父亲对我说,镇上的一个会计上门做媒,给他和老伴各2000元。男方家在镇里的另一座山上,家庭条件好,儿子在矿上工作。在她的讲述中,自己是被父母卖去的,哥哥赌钱输了,讨债的人堵到家里来。过年猪不能卖,便给15岁的她说了门亲事,给了6000元彩礼钱。一名采访过她的记者告诉我,“(采访时)那个彩礼钱,她说了好几个不一样的数。”

对于这家人而言,2010年时的几千元是笔不小的财产。周玲说,“人家有洗衣机,有冰箱,算稀奇的,那时我们家里还都是手洗衣服。”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之前,昭通市全市11个县中有10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深度贫困县7个。

在她的叙述里,在另一座山上,她做着和出嫁前一样的农活,镇上工地缺人手时,跟同村妇女坐着摩托车到工地干活。她做得最多的是往楼上搬水泥,一天赚30元。

我关注了一些当地妇女的短视频账号,她们和周玲年龄相仿。有的全家长年在外打工,也有像候鸟一样的,农闲时飞向浙江杭州、慈溪、嘉兴、湖州等地,农忙时赶回家,收土豆,栽海椒秧。

能拴住她们的是孩子。“要不是怀孕了,谁愿意天天待在家里,那种自己赚钱自己花的日子,不香吗?”即便“吃不起海底捞,没买过超过300元的衣服”,外面的世界“还是安逸”。她们这样概括在家带娃的日子,早起赶天凉快的时候去干农活,回到家“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着价格不到1000元的手机,拍着永远上不了热门的视频。”

她们的视频下总有几条到几十条的回复。除了同为在外打工的异乡人,还有一些异性的调侃、表白和求交往。

周玲在2015年告别了这样的日子。新的环境里,她隐瞒着结过婚、生了孩子的经历。她给自己改了名字,后来网上的昵称又加上“开卡车的”“大货车司机”等定语。她在2016年6月考取C1驾驶证。“因为有人给我介绍了对象,要买辆车。”那段感情最终没有结果。

她现在每月开车能赚1.3万元,对自己的收入有“完全支配权”。跟程兴离婚后,她分期付款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增驾A2驾照后,奖励自己一块9000多元的浪琴手表。今年的生日是在高速路上过的,右手腕的3连环金镯子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从第一段婚姻出走后,周玲有3年没回家,也没和孩子联系过。2018年5月,她和程兴登记结婚。据她讲,她提前寄了一张银行卡给父亲,里面存了1万元。然后父亲才在镇上把户口本快递给她。

她和程兴的婚礼,10辆卡车作为婚车。女方没有来一位亲友,周玲的父母也没有到场。

我问周玲的姐姐,“如果你们不知道她被家暴,那收到她和程兴结婚邀请的时候就会奇怪吧,好好的怎么又结婚了呢?”

“我不是很清楚,不知从何说起。”对方回复,她和小妹的联系“今年多了一些”。

纪录片拍摄时,她们回到大山里。哥哥家的新房已经盖起来,父母跟哥哥一家生活。她在父母面前撒娇,带着她们到镇上买衣服,在镜头前大方地亲吻父亲。

摄制团队也去了她儿子就读的学校。课间时,她把孩子叫到教室门口,抱住孩子,“幺儿,我是妈,你不认得我了?”孩子显得漠然,没有眼泪流下来,她用手反复擦着孩子的眼角和脸蛋。

真相

天渐渐亮了,我们的车行驶进城市。周玲打起精神,因为城市比高速路更“危险”——一不小心就会驶入禁行区,物流园路旁容易被车顶刮落电线,还有狭窄的掉头区。

“对你最重要的人是谁?”我们在午饭时闲聊。她面露难色,摇头说,没有。

纪录片播出后,她的粉丝又涨了一波。我采访她时,她已经有近24万粉丝。她接受了几家采访,有网友私信评论她“是抛弃孩子的母亲”。

“我说你哪只眼看到我抛弃孩子了,没有联系是因为没有联系方式,而且虽然我一直打工有赚钱,但也没有攒下钱,”她又补充道,“我怕被他们抓回去。”随后,她在个人资料栏里写下,“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她告诉我“许多网红都是有团队的”,而她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商量。有卡友以过来人的语气嘱咐她,“找几个经历过这些事的过来人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以后的路怎么走,不敢再乱了。”

“人红是非多你懂吧。”她害怕网络暴力。她给我讲乔任梁父母的例子,讲曾在大火中失去家人的林生斌,“网友太能深挖了”。

第一次采访时,我们聊到媒体影响力,她直言,“要是《人民日报》来采访我就好了。”

她问我有没有采访过一位95后志愿者,对方在去年疫情期间驰援武汉,后来得到表彰。那些荣誉和对方的200多万粉丝一样,令她羡慕。

她希望我能帮忙介绍一个当兵的年轻人,想嫁一个“兵哥哥”。“兵哥哥应该都很有素质,最好是暖男那种。但是我又怕人家看不上我。我先攒钱,房子买好了,他退役了我可以开车去接他。”

周玲在意网友的评价,“想让自己的名声好一点”。她关闭了直播打赏功能,也不和其他主播PK。她带货的一款眼镜销量不错,卖出去3000多副。我们的聊天里,“我粉丝”代替了“我朋友”,她拿到A2驾照后,最想“感谢13万粉丝家人们的支持”。

接受媒体采访或是直播,她也有意或无意地塑造着程兴的形象。她的叙述拼凑起程兴的形象:小气,舍不得几十块的水果钱;脾气大,生气之下把她扔在高速路上;他不够体贴,因为打麻将忘记接她,让她独自在医院做手术,自己倒尿袋。她称自己是程兴的“赚钱机器”。“我直播一两个小时,少则100元,多则1000元。”此前我们聊到她直播打赏的收入,“最多一小时赚600元,前后总共赚了两万元。”

去年,她向自己的粉丝宣布,自己2020年7月1日已经离婚,理由是“因为钱”。而程兴给我看的离婚证显示,他们2021年2月离婚。今年6月,纪录片播出后,她改口“离婚是因为孩子。”临近片尾的镜头是他们吵架时说的话,气头上的程兴说了一句“那你去和你的孩子过吧”。“程兴不能接受她的孩子”成了观众解读他们婚姻结束的原因。

程兴说,自己至今没有看那部纪录片。熟悉夫妻俩的卡友们质问周玲,为什么要那样说老程,他以后要怎么生活?她一面向程兴解释,自己不知道纪录片片尾有那几句气话。一面继续对询问的粉丝称,“纪录片里有我的离婚理由。”

她的视频里一再展示自己命运多舛。父亲是养父,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有网友评论“还要演到什么时候”,“她的脸和她父亲、她姐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找到他的父亲、表哥求证,他们否定了她的说法,“不知道她在搞什么”。

面对我的很多质疑,她没有作出回答。

最后一次采访,我尝试着放下那些“不同的声音”,再与她来一次交心的谈话。我笨拙地暗示,有些细节毫无编造的必要,真实生活本身就具有力量。

我指出一些事实出入和她接受采访时前后内容的矛盾。“家暴的起因?地点?还有既然家暴都发生在浙江嘉兴,何来在云南镇上照相馆拍的伤痕照呢?”我问。在我对她的第一次采访中,她曾提到最后一次家暴后,她在镇上拍照留下家暴证据,然后逃离云南老家。

“在嘉兴是第一次,回老家是第二次,这有什么出入吗?”她显得理直气壮。

“你昨天说3次家暴全是(发生)在嘉兴。”我追问不放。

“既然不相信,我没有跟你继续聊下去的必要,谢谢。”她说。

9月24日,她宣布“退网”,她在那份“退网说明”里表示,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故事,是为了“传播正能量”——“想要的东西得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包括女性朋友面对家暴,要勇敢的(地)零容忍,拒绝家暴。”但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太小了”,所以“网络这浑水了,就不掺合(和)了”。

而我觉得“真实”最有力量。我对她的感情也从初见时的“特别喜欢”变得复杂而难表达。交稿前,我把文中她的真名改成了化名,希望不要伤害到她。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女孩的故事,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从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弱点。

她的朋友圈默默恢复向我可见,又再次关闭。我没有再联系她,短暂的朋友圈“窗口期”,只见到她在半截塑料瓶里种的几头大蒜,努力地生长。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标签:冰点;采访;视频
责编:李旸 易保山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