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从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深度，探索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深度，探索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的，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并认真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真正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的特殊作用，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之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什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有赶超美国的冲动，也给人要复兴到汉唐盛世的错觉……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给中国梦的世界表达提供了方向。正如中华民族概念圆了中华文明道统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诠释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和世界如何相处的相处之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在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后，国内外都存在不少误解，典型的误解是中国要复兴天下主义。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复兴天下体系，而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天下体系”倡导“天下无外”、“化成天下”毕竟是文明的差序结构，今天的全球化体系是主权国家平等的互联互通结构。
另一个误解是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从不讳言我们的崇高理想和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用共产主义去取代资本主义，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合与共、共享未来。笔者近著《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马克思描绘的自由人联合体是超越工业经济时代人的异化而设想的概念。今天，工业经济依然存在，数字经济正在全面崛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描绘了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催生的思维理念。”“在迈向数字文明时代的进程中，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乃至‘人工智能（AI）+’大行其道，如同架起了一座可以畅通于任何行业的桥梁，组织边界、地域边界、技术边界、行业边界日益模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共同体。”也就是说，方兴未艾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正在证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的预见和设想。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天的“合”，就是超越国家的狭隘与国际差异，树立人类整体意识。在2017年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传统，并在21世纪使之升华，既包容了西方的现代性，又超越之，着眼于全球性、整体观。
世界之问：“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主旨讲话中指出：“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面对共同挑战，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中国之答。
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扩张，产生并日益加剧着三种关系的紧张：“人与社会关系紧张——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还在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与人关系紧张——现代化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起源于华尔街从金融衍生品追逐超额利润的过度贪婪。”
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三个层面来解决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之后带来的问题。在人与社会层面主张共融，塑造交流互鉴的文明共同体；在人与自然层面主张共生，建立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在人与人层面主张共业，成为同舟共济的关系共同体。
不同于西方“共同体”的同质性和排他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最大层面的包容，以人类性消除基于一神论的负外部性。单一神文明是信仰同一神的教徒（同质性）命运共同体，很难包容信仰其他神的教徒和不信神的人，并非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如，康德、爱因斯坦等西方先贤有永久和平论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和平理念与之有何不同？康德的永久和平建立在其他国家都实现我的共和制为归宿，建立在同质性为前提，实现同质性为目标，演变为民主和平论搞民主输出的悲剧，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倡导每个国家必须遵循统一的价值标准，不是推进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也不是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设统一的行为体，更不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而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从而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国务院新闻办：《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2019年9月27日。）
“命运”不是前世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亦非来世的“归宿”（Destiny），而是今世的“共同命运”和积极意义的“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在中国语境中，命运是自主的，因为人是可以“参天地而化育”的。“共同命运”一方面将人从外界权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塑造了团结共同的人类价值向度。因为命运是自主的，所以需要尊重多样性的实现方式；因为命运是共同的，所以需要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思维，一同面向共同未来。一句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借鉴并超越了西方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学，尤其是社会学的个体—社群或公域—私域理论、伦理学的契约与功利主义、政治学的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法学的万民法与正义论、宗教学的普世主义与多元主义，又超越了源于一神论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西方社会是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
当今世界，美国搞团团伙伙，推出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替代版——“印太”战略、跨大西洋技术与贸易理事会，就是这种排他性思维的外交表现。这种一多二分思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的一多不分思维形成鲜明对照。
人民之问：如何汇聚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主席同外国领导人通话时一再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国际自然延伸：“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西方有丰富的“人类”“共同体”思想，甚至有“人类共同体”提法，中国的创新在人伦的时代表达——命运，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人类”不是“人类世”或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而是生活在地球家园的各国人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尊重国家主权，让各国成为自己，而非成为西方，成为人类而非异化为人工智能。
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罗伯特· L.凯利在总结了600万年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后，观察到每一次人类技术进步带来的都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他大胆预测，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进步导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即将迎来第五次组织形式的变革，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共同体的未来。这表明，西方有识之士其实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方案超越不同制度的分歧，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同奋斗方向。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多年来，国际关系演变积累的主权平等、和平和解、法治正义、开放包容、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公认的原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遵循。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只有尊重差异，才能平等交流、互鉴互助。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旨在促进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必须以尊重国家利益、承认民族差异为前提。具体而言，要坚持“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倡导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尊重世界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根据本国历史传统和国情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时代之问：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拥抱真正的世界历史？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醒国际社会：“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是构成这个世界的各个国家各自的文化宗旨达成共识阶段。这就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民族由地域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化。在全球化凸显出“命运共同体”的情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获得历史提供的经验基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是全球现代性反思的结果，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过程中开启的，是指向人类社会发展美好愿景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构成了当今世界多元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性，是多元现代性最生动的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怀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求同存异的文明理念，强调发展多元现代性的自主选择权、平等发展权；同时又尊重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和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还具有兼济天下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雄伟气派，以“共商共建共享”思想引领多元现代性，强调要顺应世界各国利益共生、命运与共的发展趋势；坚持“并育而不相害”的多样化现代化模式，必将推动人类走向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方案、中国规则与中国智慧，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未来发展趋势，为未来全球多元现代性秩序的确立和统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积极发挥着对未来全球多元现代性的引领功能和导向功能，为人类解放道路的一与多、普遍与特殊提供着适宜性、示范性的现代性选择。
总之，从大历史观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厚的历史情结和人文关怀。正是基于对人类历史的深刻分析、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对时代大势的深刻把握，习近平主席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有识之士誉为“中国为地球村提供的一把发展的钥匙”“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